致卢格的三封书信与马克思的“两个转变”

【摘要】致卢格的三封书信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初创时期的孕育过程和具体发展。马克思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有其历史必然性，这是马克思本身所具备的一以贯之的批判的革命精神和始终立足于具体的现实的革命实践所决定的。也正是马克思的“两个转变”为后来其创建唯物史观，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摆脱人们被奴役的命运，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卢格 唯物主义 共产主义 人的解放 无产阶级【中图分类号】D10 【文献标识码】A

在1843年《德法年鉴》筹备期间，马克思给他的合伙人阿尔诺德·卢格写过三封重要书信，这组文献最早发表于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上，除了马克思致卢格的三封外，还包括卢格致马克思的两封，卢格致巴枯宁的一封，巴枯宁致卢格的一封以及卢格致费尔巴哈的一封。我们从书信中可以了解到，马克思曾多次向卢格寻求建议和帮助，卢格也成了马克思的良师益友，但是信件的内容也暗含了马克思与卢格的思想分歧，揭示了马克思从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向唯物主义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第一个“转变”：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

年轻时候的马克思是青年黑格尔派一份子，他强调哲学与现实的联系，强调思维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以普罗米修斯自喻，希望能以批判的哲学实现人的启蒙而不惜与反对势力斗争。1842年2月，马克思第一次寄信给当时《德意志年鉴》编辑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10月，马克思被任命为《莱茵报》的总编，而《莱茵报》在随后的几个月也因其激进的观点和极具“反动性”的思想蜚声全国。之后，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出现分裂。期间，卢格非常钦佩马克思，并希望和马克思合作。这样，在1843年10月底，马克思来到巴黎，同卢格合办《德法年鉴》，以批判旧制度，制定新的世界观。如果说《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还是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话，那么普鲁士政府黑暗的专制统治和小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妥协则让马克思意识到了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必要性，并直接导致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在马克思的信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先进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现实让马克思更加确证了理论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必要性。1843年3月，正在荷兰旅行的马克思写信给卢格，这封信也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三封信的第一封。通过在荷兰的亲身体会，马克思更深刻地了解到德国的黑暗处境。荷兰在十六世纪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注重工商业发展，是欧洲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而德国还是普鲁士政府统治下的半封建国家，“自由民主”只不过是封建政府的一种虚假宣传。马克思称其为“民族耻辱”，认为“一个最平凡的荷兰人与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相比，仍然是一个公民”①。威廉四世1841年12月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表面上支持新闻自由，但是却以“理性”为名给这种自由诸多限制，没有触动德国的专制制度，小资产阶级的青年黑格尔派所希望的自由宽大的言论环境只是一种空想。虽然马克思这时所指的革命还停留在理论批判领域，但这种批判的最终目的是指向现实的，与现实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批判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最基本的素质。而卢格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将黑格尔哲学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德国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根源于全部政治权力和一切法律被国家掌控，人完全屈从于国家的管辖。他认为只有依靠理论进步和理性批判才能改变德国不合理的现状，人虽然在生活中处处受限，但可以在思想上实现自由，人在理论上和伦理上是独立自主的。这一点和马克思有根本不同，也是导致二人分裂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认识到政治解放不是目的，人的解放才是根本。马克思认为，先进的理论不仅是推翻落后制度的武器，更是能改造人头脑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信中把德国的境况讽刺为“满载愚人的船只”，指出德国人不仅在专制制度下缺乏争取权利的意识，缺少解放自我的意识，相反却成为了“爱国者”。这是与先进资产阶级国家根本不同的，即人的解放程度不同。马克思在第二封信中讽刺德国是“庸人的世界”，国王是“庸人之主”。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当代德国的“庸人”本性，痛诉了封建专制制度下人的生存现状；责备了卢格对未来革命的悲观看法，虽然是庸人的社会，但也没有必要“躲避”它，而是要“注视”它，分析它存在的本质。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并未得出关于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相关理论，但马克思认识到比政治解放更为重要的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就要从人的社会生活入手，在回归社会现实、反观自身中寻求。

马克思主张“批判现存的一切”，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马克思给卢格的第三封信写于1843年9月，是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的日子”。马克思在信中提到了德国的黑暗现状，提倡“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指出要解决德国的问题，就要从德国的现实出发，立足德国的具体实践，批判德国现时代的落后思想观点，通过弘扬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来剥去宗教的神秘性和对人的蛊惑性。马克思注重实际斗争与理论相结合，这与卢格是截然不同的，卢格认为在德国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只能进行理论批判。马克思坚决驳斥把理论和实践、哲学和革命割裂开来的思想。

第二个“转变”：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致卢格的三封书信主要内容是在与卢格商谈《德法年鉴》的性质与任务，但事实上表达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成为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的开端。这一转向在信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对当下的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虽然对“共产主义”概念持肯定态度，但马克思反对当时流行的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的空想共产主义以及傅立叶、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学说，并把其斥之为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即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都必须把实现人的本质作为目标，把属于人的权利还给人，人的解放也是发生在人的活生生的现实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强调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来理解人和人的本质，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对各种类型的共产主义作了比较详细的批判。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与拒绝转向共产主义的卢格有着根本的不同。卢格认为共产主义剥夺了单个人的权利，将个人溶于普遍性中，从而使人失去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是否转向共产主义也是马克思与卢格的主要分歧之一。

马克思意识到革命的事业必须依靠“联合起来的力量”。《莱茵报》被查封一事让马克思认识到封建专制政府的伪善和资产阶级新贵的懦弱，未来的革命事业不能寄希望于普鲁士政府和资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现实感到绝望，他开始设想革命的可能性存在于“思想者”和“受苦者”的联合中。马克思强调社会的发展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性的，人类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工作只能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批判用以找到新的思想，对旧的体制进行抨击用以创造出合理的体制。这不是一项新的工作，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人类的事业，这项事业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他明确提到了这一联合起来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认识到推翻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是革命的最终任务，只有让最底层的受剥削者、被压迫者实现自身的解放，人类才能实现比政治解放更为彻底的人类解放。当然，卢格是否认这一点的，他认为这些“意识低下的无产者”是没有领导革命的能力的。所以卢格一生都只致力于民主主义，而与最后转向无产阶级和信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分道扬镳。

马克思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一个新世界。普鲁士政府的《新书报检查令》造成了改革家中的普遍混乱，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更糟糕的是，改革家们关于未来该往何处去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马克思与卢格关系的破裂。《德法年鉴》究竟要给处在政治混乱状态下的人们以何种指引？从信件的内容中可以了解到，马克思对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但马克思在此时还未提出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构想，不过马克思又指出：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也说明马克思在办刊方针上反对思想上的先入为主，而是更加强调通过办刊服务于现实革命实践，并将革命的批判的哲学思想传递给还在蒙昧中的大众。

马克思与卢格的“最后决裂”及启示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一共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犹太人问题》，中心论题是当代国家从市民社会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自由主义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失败；另一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具体情况，并把无产阶级作为未来社会的解放者加以强调。不幸的是，《德法年鉴》在法国没有获得成功，而马克思与卢格日益加大的思想分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杂志的短命。杂志被普鲁士政府以“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名义在边境查封。当局下发了对马克思、海涅、卢格的逮捕令，于是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首次成为一个政治避难者。

1844年7月，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公开批判了卢格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失败的原因归于工人阶级意识低下、政府办事不力等，认为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工人的起义，因为它显示了更为发达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场争论也宣告马克思和卢格的彻底决裂。此后，马克思在巴黎一直生活到1845年2月2日被驱逐。而在这一段时间，马克思写作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遇见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而卢格在1848年成为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但不久因被指控参加1848年革命，逃亡到英国至死。

虽然马克思在致卢格的这三封书信里仍沿用“理性”“自觉的人类意识”等精神性的东西来说明现实，对宗教、国家和法进行的批判还未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但却表现出鲜明而彻底的批判精神，这既是同懦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决裂，也是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反叛。尽管马克思在信中阐述的思想还很难称之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却在整个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们从书信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马克思早年的思想历程，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为寻求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之路而进行的积极探索。这既是由当时普鲁士乃至整个欧洲的黑暗现实所决定的，更是由马克思自身所具有的批判的革命精神以及对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所决定的。马克思始终关注对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掘，并希望通过具体革命实践使人自身摆脱异化状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是马克思终其一生不变的人道主义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时就坚持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关注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力图以实践的哲学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其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认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是人的价值所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价值转向，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发展，是我们必当学习和运用的兼具科学性和理想性的思想武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