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转型、区域关系与中国治理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指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走向现代化的系统进程。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看，这一过程通常首先在经济领域发生，由工业化的进程所启动，然后带动服务业发展，并逐步完成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升级转型。在产业转型进程中，由于收入分配随着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往往伴随着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经济社会矛盾。由于产业升级在时间上的渐次性和空间上的结构性，这一矛盾表现出从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关系逐步演变为城乡、区域间非均衡关系的特征。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的现代化正步入一个崭新阶段，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现代服务业已于2015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这一产业结构变化势必造成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了解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区域关系的发展状况，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化现阶段可能存在的利益关系失衡及其风险，构建化解风险的治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

前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是农业经济，它以低水平、超稳定的耕作方式和生产技术为基础，是一种封闭性和自我循环型的经济形态。①由于总体上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互伴随的低人口增长率，传统农业社会内部是一个相对平面化的均衡社会。破坏这一均衡关系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增长率和产业增长率的不同步性，因此，农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地关系问题。

西欧的工业化实践表明，乡村工业的发展是人地矛盾的直接产物。研究表明：在封建社会时期，欧洲人口的发展以升降相间、迂回上升的形式逐步增长。从公元500年至1450年间，欧洲人口由大约900万增加到2250万，人口数量增长了1.5倍。②虽然土地财产分配制度的变迁不同程度地调整人地关系，但在农业内循环层次内，人地关系的紧张趋势始终是难以改变的规律。人地矛盾迫使农户开辟农业之外的生产层次以弥补土地资源和农业收入的不足，由此产生以副补农、以织补耕的乡村工业的发展。大约在16—18世纪，英国在乡村纺织业的带动下，进入原始工业化阶段，并逐步开启其工业化进程。这种由农业社会内部自发孕育出的工业化进程，被称为内源性工业化。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物质生产获得极大发展，需要交通运输、仓储、广告、咨询业、金融业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为工业生产部门服务；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人们消费需求结构的高级化，需要旅游、教育、影视文化等服务产业的发展以满足人们更加丰富和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服务业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工业化的客观要求，也会大大促进工业化的进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完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的迅速扩张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当工业化进入较高阶段，即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服务业成为产业结构提升的主导力量，传统工业和农业退居产业结构的更低层次。这一进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变化表现为：首先是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则出现交替式上升；到现代化的中后期，产业结构呈现“去工业化”，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优势主导产业，第一、二产业成为劣势产业。如英国、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表现为三次产业之间的转化，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三次产业内部也会出现分化。如工业中，资本密集型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传统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增长速度逐渐减缓，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获得更快发展。服务业中，仓储、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下降，非生产性行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等是增长较快的部门。

因此，从现代化的进程看，现代化的发展表现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由工业化所推动，并随之在服务业的带动下逐步走向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表现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其作用持续削弱，经济资源持续向工业和服务业集中，二者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提高。进入现代化中后期，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工业经济”过渡到“服务经济”。在另一个层次，也表现为不同产业内部不断升级转型的过程，即传统工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衰落与高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兴起。

从产业非均衡到城乡、区域非均衡关系的演变

现代化进程不仅改变了已往的社会经济格局和性能，也带来了城乡、区域关系的变化。产业之间优势地位的更迭带来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

城市化与不平衡的城乡关系。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城市化的快速兴起。工业自身以及工业所带动的服务业的发展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主要得益于三大效应。其一，聚集效应。工业化具有内在的聚集机制。首先，大规模的本地市场有利于生产分工和专业化，这可以减少企业的生产及销售费用；其次，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集中带来了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后，企业的集中引发竞争，竞争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动机。因此，作为各种生产要素的集合，当企业出现适当集中以后，将在市场、成本、交易和创新等诸多方面获取利得。这些利得使得企业表现出天生的地理上的集中动机，集中的后果则是城市化的发展。其二，乘数效应。随着工业在城市的集中，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收入的增长，这必然带来服务部门的成长；服务部门中就业人口的增加和收入增长又会推动消费的再次增长，由此形成城市经济繁荣和规模扩张的乘数效应。其三，循环因果效应。城市一旦形成，也具有自我循环扩张的因果机制。如新工业的建立带动就业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上升，同时也带来市政收入的增长，市政收入增加可以带来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公共服务为工业扩张和升级提供了便利的外部环境，从而吸引和开始新一轮的产业发展和城市扩张进程。

从乡村来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往往伴随着乡村的衰落。这一方面由农业自身的特性决定，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然拉大与乡村的差距。产业结构的演进带来了主导产业的转换，市场力量使得各种经济资源持续向优势产业集中，传统产业的发展动力减弱，产业之间的优势地位出现更迭。产业间优势地位的更迭塑造了新的城乡关系：聚集工业和服务业的更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与处于次要地位的相对稳定和落后的乡村之间，出现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

城市化的辐射即扩散机制与区域关系失衡。单个城市的成长不仅伴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和成长，也会在一个地区内扩散，并带动整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由于经济增长在不同部门和行业按照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一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或者大城市，以较快的速度得到优先发展。而这些优先发展的地区，不仅在生产要素的集中以及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作用下获得优先发展，还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和扩散效应，带来周边地区的发展，从而在地理空间上，形成经济增长的“势力范围”。

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各区域之间在地理位置、地貌形态上的差异和资源分布上的不均匀，使得同一国家在不同地区具有各种天然不同的经济发展前提条件和潜在优势。当这种潜在优势和工业的集聚与城市化的发展相结合，则会形成经济优先发展的发达地区和发展水平较低的落后地区的差别，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上的“地理二元经济”格局。从产业形态和分布看，经济发达地区往往集中着代表更高层次产业形态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落后地区则集中着传统农业部门或传统工业、服务业部门。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呈递增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地区之间的二元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因此，产业发展不平衡及其扩散机制在区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关系的失衡。

城乡、区域关系失衡的社会风险

产业发展的先后、轻重关系，带来了城乡、区域关系的失衡，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利益关系的失衡。那些在代表了优势地位从而集中了更多经济资源的产业和地区就业的人们获得更高收入，反之，在失去资源的传统产业就业的人们，收入则出现持续下降，甚至可能发生因产业衰退而失去工作的危机。从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的相关性来看，现代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一阶段，即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的阶段，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导致人均收入提高，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到第二阶段，随着商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二者的人均收入持续提高，农业和制造业的从业收入下降。

失衡的利益关系表现在社会关系和结构上，是社会分化的加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化发展，带来贫富差距“鸿沟式”的扩大。不断深化和加剧的失衡的城乡、区域关系，最终演化成割裂、对立的社会关系。社会分裂成为各国政治生活领域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风险：现代化进程如同一列单向行驶的高速列车，那些在列车行驶过程中逐渐被抛弃从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由于难以获得改变进程的力量，从而与飞驰的列车形成尖锐的对立，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愤懑和主张。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关于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了这一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前，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也是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各种深层次的问题开始出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正是其表现。如何避免城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的社会分化并可能引致的社会风险，不仅是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目标需要克服的主要难题，也是影响到中国长治久安、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经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产业结构已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1%，第二产业占比为39.0%，第三产业占比为53.9%。其中，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约为93%。产业结构的升级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已经逐步显现。

从城乡关系看，最直接的表现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超过农村人均纯收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05倍。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二者比例约为2.56。从多年来的数据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未出现收敛，还呈现扩大趋势。

城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区域关系的失衡。中国的区域关系呈现三大特点：一是省际差距。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之间的差距不容忽视。如2020年已公布的29省GDP中，24省超过1万亿元，其中广东、江苏GDP总额超过10万亿元，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5省GDP在1万亿元以下。二是地区差距。2020年全国GDP总额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长三角三省一市合计达24.5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约占全国总量的8.8%。东北三省合计约占全国5%。三是省内差距。在聚集效应影响下，产业发展中的优势行业在城市聚集，并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优势城市群，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省内的“中心——边缘”格局，省会城市或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突出的“明星城市”与以农业、传统工业为主的“落后地区”构成省内的“二元经济”格局。如2020年珠三角地区GDP达到8.93万亿元，占广东全省的80.6%，非珠地区严重滞后。

认识中国的不平衡关系及其影响，需要在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之上，既认识内因，也看清外因，既探索规律性，也进行有效治理。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农业基础特别薄弱的前提下开启的。从西方早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现代化通常被习惯性等同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制造业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服务业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从现代化的目标看，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过程的问题在于，它缺少农业现代化过程的内涵。从人和社会的关系看，农业产值的增长与工业产量的增加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农业基础特别薄弱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解决一个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农业本身的现代化问题。这既凸显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又意味着任务的艰巨性。城乡差距以及与此相关的地区不平衡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忽视农业现代化的结果，其本身也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始于优先发展战略。如果将改革开放的工业化视为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起点，那么中国在现代化之初所设想的发展路径是让条件比较好的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再以东部地区的发展带动整个中国的发展。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在短短四十多年内所取得的成绩，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得益于这一战略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能够很直观地被观察到。其中，获得优先发展的产业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从GDP的比重来看，工业部门以及与工业相关的服务业和城市部门已经在国家经济规模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工业化方面，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得到优先发展的地区在这一成就中所作的贡献毋庸置疑，如广东省的GDP排名在中国一直位居第一，其总量已经超过了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瑞士等发达国家。对于一个贫穷落后且地域辽阔的大国来说，优先发展战略是一个充满智慧的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得益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快速推进，同时，也应关注和重视城乡、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面对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工业化，加速于全球化，遵循“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路径。其产业结构调整及在社会关系领域的累积效应是渐进释放的。如英国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开启工业化进程以来，迄今已100多年，20世纪中期以后全面开始的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经过了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一开始就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这意味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力量。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城乡失衡还是区际差异，市场力量的倾向通常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差异。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外资的流入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发挥区域间比较优势的推动力。研究表明：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即FDI和贸易依存度的差异是省际行政区之间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解释因素。③从这个层面来说，全球化本身构成了不平衡关系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全球化增加了中国防范和治理不平衡关系的难度。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都可能通过全球化的传导机制得到放大。

中国一体化治理体制及其构建

近年来，欧美等先发国家发生一系列看似“意外”的政治事件，如英国的“脱欧”、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及美国的“大选撕裂”，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城乡区域关系的失衡已经表现出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而这些看似“意外”的政治事件背后，则是失衡的经济利益关系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市场的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差异、推动而不是弥合社会分化，因此，需要周密的政府治理加以干预。当政府治理无心或忽视这一事实，那些被现代化进程所忽视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就会对无心干预的政府作出自己的政治表达。当这种表达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进行，就演变为治理危机。因此，治理危机实质上是不平衡关系的危机。

现阶段，中国两大不平衡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平衡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的失衡是城乡关系失衡在空间格局的放大。城乡关系失衡的关键在于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的问题。因此，防范不平衡关系可能产生的社会和政治风险，需构建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从而有利于弥合差异、融合一体的治理体制。由此，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群体的“边缘化”问题。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内涵之一，现代化必须是三产协调发展、共同推进的一体化过程。从中国当前来看，农业现代化已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差距只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是农民问题。弥合城乡差异，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解决“离业”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农业人口的下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的后果，不仅是将农民从农村搬到城市里，还要在制度上减少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排斥和限制，实现农民进城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赋予其平等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要实现“在业”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弥合城乡分化、消除不平衡关系，不仅要实现现代化的市民，也要实现现代化的农民。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由市场所主导，主要依靠资本的力量。目前，中国仍有2亿多小农户，他们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也是支撑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力量。因此，构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机制，对于构建一体化的治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建立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机制问题。优先发展工业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这一选择对于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为适应这一战略，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国家确立了重点倾向于工业、农业支持工业的资源投入体制。特别是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量资源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更多向城市流入，乡村处于“被吸纳”甚至“空心化”“衰败”的状态。21世纪后，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倾向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政策上确立了国家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导向和意图。落实这一战略意图，实现农村振兴与发展，才能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

三是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体制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一要求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综合性、多层次内涵。乡村治理应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之下，由于大量人口和资源向城市流动，乡村不仅处于“产业空心化”状态，也面临着“治理空心化”难题。如乡村治理人才缺乏、自治组织空转，由此造成村民表达渠道不畅、产业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一些地区农民“在业不能乐业，定居不能安居”。乡村治理体制滞后，已经成为不利于消除城乡差异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的关键问题。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

【注释】

①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②马克尧：《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4—375页。

③陆铭等：《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