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 细究明代迁都北京的曲折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典型的“农业革命之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农村。此后六十年间，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几经变化，但研究的重点问题大多与农村社会有关，而对于都市相对来说比较忽视。新宫学（原名佐藤学）先生似乎是个例外。他在大学时代即对明清都市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便一直在此领域辛勤耕耘，收获丰硕。值此明朝迁都北京600周年之际，在正阳书局的策划和推动下，新宫学的著作《北京迁都研究》中文版被纳入专注于北京史的“正阳文库”正式出版。

情有独钟

新宫先生对明代北京情有独钟，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明代北京都市社会研究。早在1980年，新宫先生就发表了《关于明末京师的商役优免问题》一文，此后20多年间，又陆续发表《关于明初强制移居北京的富民阶层》《明代北京的铺户之役及其银纳化》《明代前期北京的官店塌房与商税》《关于明代首都北京的都市人口》《通州、北京间的物流与在地社会》等专题论文。2017年由汲古书院出版的《明清都市商业史研究》，集中展示了新宫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二是明代迁都北京研究。新宫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产生了系统梳理明代迁都北京过程的构想，从1993年开始陆续发表了十余篇相关论文，并于2003年以“北京迁都研究——近世中国的首都迁移”为题，在日本东北大学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许大龄先生学习明史，但直到进入本世纪后，才真正着手从事一些专题研究。新宫先生的一系列精深的专题研究，自然成为笔者仔细研读的对象。《北京迁都研究》日文本出版后，笔者曾拜读，深感视野宏阔、考证细密，一直期盼能够译成中文出版。

考证细致

日本学者素以治学严谨著称，本书也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特色。围绕明代前期的迁都问题和北京宫城的改建问题，自明清以来就存在不少模糊不清，甚至相互歧异的说法。新宫先生在广泛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分析，所得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比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朱标返回南京后不久便病倒，“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以往学者提到这一史事，大多认为其表露了朱元璋迁都北方的意图，并将此事与后来永乐年间的迁都举措联系起来。新宫先生对《明史》朱标传的相关记载做了史源考察和文本分析，发现《明史》将相隔20多年的史事拼接捏合，而后人对《明史》的解读又望文生义，以致对这件事情得出错误的认识。事实上，朱元璋派遣朱标巡抚陕西，是让朱标去视察北边防卫的实际情况，其目的是以南京为首都作为前提，来调整以北边为中心配置的封建诸王体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再如，关于明初燕王府的位置，明代以来的通说是认为在“西苑”，即位于紫禁城内太液池西侧。晚近有学者对这种通说提出异议，认为燕王府的位置是在太液池东侧的元朝大内宫城内。新宫先生仔细研读了《明太祖实录》中涉及燕王府的史料，并参照高丽使节权近《奉使录》中的相关描述，确认燕王府宫城就设置在太液池东侧的元朝大内宫城，并揭示了燕王府是由宫城与周垣构成的二重结构。新宫先生还从史源学角度追溯了“燕王府在西苑说”的系谱，发现首倡此说的是万历年间朱国祯的《涌幢小品》，后被清代官修《钦定日下旧闻考》所收录，遂成定论并长期流传下来。新宫先生对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到元大都所在地的情形也做了考察，认为并非像《明太祖实录》描述的那样是一种特别优待，从分封到就藩，朱元璋对几个儿子给予了同等待遇。之所以将元朝的故宫作为燕王府使用，不过是为了减少土木工程、节省国家财力罢了。

视野宏阔

本书给予笔者更大启发的是其宏阔的视野和通贯的思路。

新宫先生对历来关于明代迁都北京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将其归纳为三种研究思路：第一种是从“靖难之役”入手，其中有的侧重于明初的北边防卫，有的侧重于永乐帝的心理和性格；第二种是从明初政权确立过程入手，即把迁都北京与明朝政治体制的确立联系起来；第三种是从近世社会史与东亚世界的展开入手，有的强调迁都北京对于白银经济的促动作用，有的强调迁都北京是对元朝政策的继承，有的强调迁都北京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新宫先生认为，第一种思路有局限于永乐帝（燕王）时代的倾向；第二种思路虽然视角较广，但只是把迁都北京作为判断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历史是断绝还是连续的一个指标，而对迁都的整体过程缺乏系统探讨。他对第三种思路给予重视和肯定，认为有助于纠正断代史研究和单一国家历史研究的片面性。

基于上述的学术史梳理，新宫先生确定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宗旨，就是把迁都北京放到整个明初政权的确立过程中，确定其历史定位。围绕这一主题，全书各章通过细致的梳理和扎实的考证，全面展示了迁都北京这一巨大工程的迂回曲折的历史过程，包括“靖难之役”后推行南京和北京的“两京体制”、永乐年间实现迁都北京的步骤、三殿烧毁引发的首都北京地位的动摇、洪熙帝下达还都南京的决定、宣德帝再次迈出定都北京的步伐、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正式定都北京等阶段。

人的移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往关于迁都北京的研究，主要关注木料的采集、砖瓦的烧制、劳力的调配、工程的开展等方面。新宫先生不但关注“物”的移动，还特别关注“人”的移动——除从全国征集工匠、人夫，官僚、军队外，就连处在最高位置的皇帝本身，在迁都以前也以“巡狩”的名目向北京移动。他注意到，永乐帝在位期间，近一半时间处于巡幸北京与皇太子南京监国的状态，这是为实现迁都而采取的不可或缺的过渡手段，然而由此也产生情报的二元化与权力的分立，导致皇帝和太子之间的不和及对立。这种研究视角，把迁都过程与朝廷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可以使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迁都问题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在梳理清楚迁都过程的基础上，新宫先生还试图以明初政权的建立过程及元、明两朝的连续性，乃至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历史时间为纵轴，以东亚世界的展开及各民族的动向的历史空间为横轴，将迁都北京引发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整体三者的系统性变化的历史意义，放在这一坐标轴的交点上进行研究。这些看法很有启发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思考。

（作者为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长期致力于明史和北京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