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兴|【学党史】红船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2）

(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红船精神”形成的核心条件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红船精神”形成提供了基本组织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在黑暗中不断摸索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从此，“红船精神”有了组织依托。也就是说，“红船精神”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头。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红船精神”产生的根本思想条件。“红船精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红船精神”的形成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红船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三是典型示范是“红船精神”形成的重要人格条件。一种精神总是体现在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上面的。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同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对党的创立及早期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除了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讴歌十月革命以外，他还组织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三大和四大，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搜查苏联大使馆时，逮捕了在那里避难的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坚贞不屈，被北洋军阀杀害。李大钊用生命切身践行了首创、奋斗、奉献的“红船精神”。

（三）浙江先进分子不懈奋斗是“红船精神”产生的区域因素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红船”与浙江结缘，“红船精神”与浙江马克思主义传播有密切联系。十月革命之后，浙江成为全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一批浙江先进分子积极投身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

一是浙江籍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红船”与浙江结缘，与当时背后一群浙江人的奋斗分不开。当然，其中起到桥梁作用的是浙江的王会悟同志。王会悟同志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妻子，正是在她的提议下，中共一大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完成了会议最后的议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浙江义乌籍的陈望道第一个全文翻译了中国版的《共产党宣言》，为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陈望道还翻译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的一批重要著作。周恩来同志高度评价了陈望道为翻译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而作出的杰出贡献，1949年周恩来同志曾说过：“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他影响很深，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述了一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却把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浙江东阳籍的邵飘萍编著的《新俄国之研究》，是第一个以专著形式全面系统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中国人。毛泽东同志曾对斯诺谈到世界观转变时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1917年11月10日，浙江绍兴籍的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名为《突如其来之俄国政变》的文章，报道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这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十月革命的人。

此外，浙江籍沈雁冰、鲁迅等许多知识分子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关的各类文章或著作，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

二是创办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报刊。在浙江省主要有《浙江新潮》《钱江评论》《浙人》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施存统等发表了许多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发生了一系列论争，特别是在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等的论争中，浙江的先进分子纷纷撰写文章，提出自己的观点，促使马克思主义在论争中迅速地传播开来。

三是浙江先进分子纷纷组织和加入党的组织。1920年5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之时，浙江籍成员就占了三分之二。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浙江诸暨人俞秀松任书记。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党的创建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任弼时同志曾说过：“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先于共产党而诞生。它对建党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1年7月，浙江籍的邵力子、陈望道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当一大上海会场被搜查后，浙江籍的王会悟主动提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续会。如果没有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红船”续会，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说的“红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