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研读《孟子》（3）

士人阶层的形成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士被赋予新的含义，指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技能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人。当时普遍称“子”，“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是纵横家，其中推崇合纵的苏秦和推崇连横的张仪较有名气。这也代表了当时士人阶层普遍的价值追求，即对成功的渴求。

苏秦在游说秦王失败后备受打击，回到家后发现妻子不理他，依旧在织布，嫂子也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说话。苏秦便感叹，“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苏秦没有怨天尤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自己不成器。之后，苏秦开始闭门苦读，读书犯困的时候，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我们经常说的“头悬梁、锥刺股”中的“锥刺股”便出自苏秦。我们经常用这个典故来激励后人刻苦治学。但仍要明确，苏秦奋发有为的动力和目的不是治学，而是在追求成功。他认为，如果有了真才实学，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学了一年之后，终于学成了。苏秦于是游说各国，推行合纵，最终说服六个国家联合起来。苏秦不仅成为六国国相，还是合纵联盟的联盟长。这时苏秦回家后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父母出迎三十里，妻子“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便问，嫂子之前那么傲慢，为何现在又这么谦卑？嫂子回答，“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感慨道，“贫穷时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富贵时连亲戚也会畏惧我，人生在世，权势富贵，怎么能忽视？”苏秦的感慨不是他个人的感慨，而是那个时代的感慨，这就是那个时代价值观的体现。

《孟子》没有提到苏秦，但是提到了张仪。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苏秦和张仪是同学，但是根据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苏秦与张仪并非同属一个时代。目前学术界对此颇具争议，未有定论。《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意思是，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都害怕，他们安静下来，天下都太平无事。孟子却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他们怎么称得上大丈夫。古时嫁女，母亲一定会叮嘱女儿，“必敬必戒，无违夫子”。意思是，一定要恭敬谨慎，不要违背丈夫的意愿。“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顺从主人的想法来行事，是妇人的做法。什么是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大丈夫要住天下最大的房子——仁，要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要走天下最正确的道路——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大丈夫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时，与百姓一同正道而行；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时，就独自行走自己的道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不能使他迷惑，贫贱不能使他动摇，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丈夫。

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孟子为什么那么推崇孔子。我认为，这是孟子的一种夫子之道。士，代表一种精神信仰和责任担当。在孟子看来，士要关注于人间的政治秩序和普遍利益。而这种精神信仰和责任担当是从孔子开始确立的。孟子心中的“士”具有类似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这类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具有某种知识而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而是因为关注社会普遍利益。法国曾发生一起很重大的冤案，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为“知识分子”带来现代式命名。以此来看，中国从孔子开始便有知识分子了，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孟子·尽心上》指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宣传兼爱非攻，为小国争取利益，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

从孔子开始，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阶层，更重要的是他们以道为己任，能够超越个人私利，关注社会普遍利益。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传统。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题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指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士人精神。孟子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没有固定的财产却能不动摇理想信念，只有少数的士人可以做得到。他们不会因为诸侯提供俸禄就放弃自己的追求。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归根结底，俸禄也是由人民生产创造的。所以，儒家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理念和人生理想。孔子提出“士志于道”。士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社会的良心。孔子的弟子也都坚守了这样的理想。曾参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也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提出“士尚志”，要坚守仁义的价值理念。这正是孟子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在乱世之中，孟子坚持的夫子之道始于孔子。

我们领悟孟子的精神，最重要的是要领会中国士人精神。只有抓住士阶层在中国文化长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进入孟子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