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研读《孟子》（6）

孟子在宋国时，与宋大夫戴不胜有过一段对话。孟子问戴不胜是否希望君王变得贤明，如果希望的话，就要在君王身边多安排一些正人君子，为君王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君王身边都是奸佞小人，就会引导君王一点一点向坏的方向发展。可见，儒家从很早便注意到要规范和引导君权。

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提到了孟子的核心思想——性善论。今天我们提到“性善论”，往往会想到“人之初，性本善”。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善的，只是后天成长中遇到些问题，变得不善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从没有明确指出人性就是善的。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感性欲望是性，但不能被我们所控制。而君子，也就是有更高追求的人不会把感性欲望当作真正的人性。“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仁义礼智是我们的道德禀赋，虽然也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意志。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依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成长为君子。孟子将人性作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在事实层面，孟子认为人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感性欲望和仁义礼智。在价值层面，孟子认为要把仁义礼智看作是人性，即“君子不谓性也”“君子不谓命也”。

按照孟子的说法，坏人选择的是不断膨胀自己的感性欲望，最终走向恶。所以，人性中有善的一面。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培养和扩充善的部分，这也是人的价值和意义。这个价值远超苏秦、张仪之辈所追求的财富权势等世俗价值。人之为人，必须奠定在善的天觉上。单从人觉上看，恐怕只有那些富可敌国的少数人的人生才有意义。而从天觉上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你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我怎么会害怕你呢？“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怎样的人？我是怎样的人？我们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人都应像他那样。孟子指出，“说大人，则藐之”“我得志，弗为也”。

我们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和尊贵。人的价值不应只建立在人觉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在天觉上。所以，孟子并不是一味地在说人性是善的，孟子所追求的也不是世俗价值。

孟子离开滕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有人问，“不以泰乎”？孟子说，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能认为是过分。孔子指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是孔子针对当时面对的情况所说。此句的重点是无论面对的境遇是贫穷还是富贵，君子都能坚守原则。

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时，齐宣王对他很是器重。但齐强占燕并受到诸国攻打后，二人的关系越发僵硬。例如，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齐宣王问道：“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吧？”孟子答道：“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宣王说：“做臣子的弑他的君主，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爱的人叫作‘贼’，破坏道义的人叫作‘残’。残贼俱全的人，叫作‘一夫’。我只听说过武王诛杀了一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这样的对话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矛盾。

孟子于是决定离开齐国。齐宣王故作遗憾地说，“我们曾经在一起共事，我感到很高兴，先生如今要离去，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过了几天，齐宣王对时子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并让时子转告孟子。时子又托陈子转告孟子。这种几经周转的话，显示不出齐宣王的诚意。孟子走时，也确实心有不甘。他在齐国的边境昼停留了三天。孟子的弟子尹士就对别人说，“没看出齐王不能够做商汤、周武，那是孟子糊涂；知道齐王不行，然而还要来，那他就是来求取富贵的。大老远跑来，话不投机而离去，在昼县住了三晚才离开，为什么这样拖拖拉拉呢？”孟子说：“尹士哪能了解我？大老远跑来和齐王见面，是我抱有希望；话不投机而离去，难道是我希望的吗？我只是不得已罢了。我在昼县住了三晚才离开，我心里觉得还是太快了，我心想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王如果改变态度，就一定会召我返回。我出了昼县，王还没有追回我，我才铁定了回乡的念头。即便这样，我难道肯抛弃王吗？王仍然足以行仁政。王如果用我，又何止齐国的百姓得享太平，天下的百姓都将得享太平。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我天天盼啊盼啊！我难道非要像小肚鸡肠的人一般：向王进谏，王不接受，便生闷气，失望不满全写在脸上，一旦离开，就跑得精疲力竭才肯歇脚吗？”尹士听说后，认识到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