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3）

（一）国家政治安全形势最具挑战性

立足于“两个大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考验和挑战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政治安全。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

“颜色革命”是20世纪末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民主输出、更迭政权、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仅是政权的改朝换代，更是对一国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造和重塑，以此实现西方化、美国化。对中国而言，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矛盾多样多发的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极力插手，利用由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从中挑起对立，激化矛盾，推动这些事件向组织化、政治化、暴力化方向发展，竭力策动“街头政治”。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来自外部的“颜色革命”风险。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警惕来自内部的风险，就是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那么，面对“四大危险”，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留下了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了“窑洞对”：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体现的是他律；我们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体现的是自律。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自我革命是一条重要经验，也是破解“历史周期率”，应对政治安全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国土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

我国的国土安全，既有来自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压力，也有来自外部的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压力。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邻国多。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8个海上邻国，其中朝鲜和越南既是我国的陆上邻国，又是海上邻国。第二，与邻国的关系复杂。我们的邻国国家大小不一样，社会制度不一样，意识形态也不一样。第三，与周边国家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陆上领土问题、海域争端问题等。这都给我们协调周边关系带来较大挑战。

在国际学界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国际竞争中，邻国越多，特别是接壤邻国越多就越不利。我们看美国的周边安全形势，东西两大洋，周边无强邻，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而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就比较复杂，与邻国既有陆地接壤的，也有隔海相望的，而且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争端较多，部分国家处于美国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上，也使得我们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的压力增大。

（三）经济安全形势有忧无患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内部看，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风险点主要有：房地产泡沫风险、杠杆率过高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从外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单边主义是外部环境中重大的不确定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既要打好疫情阻击战又要打好经济保卫战，我们提出了“六稳”“六保”。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为稳住经济形势，中央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一头一尾的稳就业、稳预期是“稳”的目的，中间的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则是“稳”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又提出了“六保”，分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那么，“六稳”“六保”是什么关系？“六保”是“六稳”的细化、是核心、是底线。也就是说，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我们一定要守住底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更大发展。

2020年，中国GDP增长为2.2%，但也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面对复杂国际环境、疫情和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GDP增长8.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由此可见，正是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准确研判，制定出一系列应对经济安全风险的政策，稳住经济基本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社会安全：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易发

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风险和矛盾会导致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同时，“中等收入陷阱”也带来一系列安全风险。“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标准，将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种类型：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又划分为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在2021年7月份公布的最新标准，人均GNI低于1046美元的经济体都属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凡是人均GNI在1046-4095美元的经济体都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凡是人均GNI在4096-12695美元的经济体都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凡是人均GNI高于12695美元的经济体，都属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

“中等收入陷阱”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很多国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这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巴西和阿根廷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研究发现，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这13个经济体大多是体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可见大部分经济体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2021年人均GNI为12441万美元，已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正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只要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知道，经济发展有一定周期性，在这个周期内会有波动。也就是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NI不仅要高出高收入国家标准的20%，还要稳定持续一段时间，才能说真正成功跨越。

（五）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日益突出的信息安全问题。2013年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事件”以及随后引发的一系列美国监听丑闻，暴露了美国在网络上拥有的绝对霸权。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网络信息战来威胁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这里就体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其实是相互交织的。

中国是一个网络大国，更要成为网络强国。2022年2月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突破10亿，达10.32亿，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99.7%，足见我国网络规模之大。但再看一组数据，全球13台根域名服务器中9台被美国掌握，中国为0台。这说明我们在全球网络上没有话语权，是一个网络弱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2021年5月26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编写的《2020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数据显示，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数量最多，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木马和僵尸网络方面，2020年位于美国的1.9万余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446万余台主机。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因此，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必须突破互联网核心技术难题这个“命门”。否则，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