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勤：诗圣杜甫与诗史精神（3）

（五）漂泊西南，心系中原

1.成都草堂

杜甫弃官之后，先后到秦州、同谷一带逃荒。 乾元二年末，杜甫到达成都。次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有了一个安家之处。《卜居》一诗中说：“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客至》）。这里环境优美，诗人和邻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生活相对地平静。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好友严武镇蜀，杜甫得到资助，草堂所扩大。他养鸡、养鸭、养鹅，种药、种菜、种竹、种松、种桃，生活较为愉快，有《春夜喜雨》等清新、喜悦之作。

2.颠沛蜀中

然好景不长，公元762年四月，玄宗父子相继死去，代宗即位，严武被召还朝。严武走后，徐知道在成都作乱，杜甫由绵州漂泊到梓州、阆州（四川阆中），直到广德二年（公元760年）春，严武再镇蜀，才又回到草堂。此时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但幕府约束不自由，不久杜甫就辞了职。广德年四月严武死，杜甫离开成都。

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至秋风暴雨之中，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体现了崇高的仁爱情怀。

3.诗歌创作的高峰

杜甫离开成都后，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大历元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几乎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其中多有忧怀时世的沉郁之作，如《登高》《秋兴八首》等。

（六）辗转湖湘，赍志而殁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复折回潭州。大历五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算是没饿死。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大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

就在这一年冬天，杜甫死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今存最后一首诗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人怀着忧国忧民莫大的悲痛，抛下了他那些旅泊异乡、谋生乏术的弱男幼女，走完了他艰难苦恨的人生历程。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沉郁顿挫的总体面貌，千汇万状的多样风格

“沉郁顿挫”是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创作甘苦之语，自宋代严羽之后成为杜诗艺术风格定评。它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它表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博大深厚，生活体验的真切丰富，感情的饱满有力；2.它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积累、酝酿、消化、触发的过程；3.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铿锵浏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表现出来。

作为一个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诗人，杜诗的风格除“沉郁顿挫”之外，诸如清新、秀丽、明快、俊逸等无不兼备。王安石曾云：“（李）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杜）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

杜诗风格之所以如此多样，一是因为其诗表现内容丰富、领域广阔。他除了忧国忧民的反映战争、军旅、政治、社会生活的篇章外，其他题材如描写行旅奔波、田园风光、天伦之乐、异乡风俗，以及赠别怀人、咏物题画、评诗论文之作，都各具特色。二是诗人一生辗转大半个中国、自少至老心境不同，风格自别。秦观云：“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淮海集·韩愈论》）

（二）大气磅礴的艺术概括，细致入微的写实本领

杜甫是伟大的写实诗人，他的作品中既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大气磅礴地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和社会面貌，同时也以大量的抒情诗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深沉执著、百折不回的积极入世的老儒形象。但他不是迂阔的腐儒，而是具有多面的性格。以其长安时期的作品为例，“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今夕行》），赤膊光脚，绕床大呼，这是杜甫狂赌的形象；“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这是杜甫酒后狂言的形象；“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遇王倚饮赠歌》），这是贫病交加、几成饿殍的杜甫形象；“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这是杜甫登高临远忧国忧民的形象。通读杜甫全部诗作后，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有性格、有感情、血肉丰满的杜甫形象。

杜甫诗歌擅长于叙事，常常通过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客观叙述，展示诗人的感情取向，因而其效果往往使人感到“峻夺人魄”，力透纸背。如《羌村三首》中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北征》中的“平生所骄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而啼，垢腻脚不袜”；“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等等，都是以细节描写见长的传神之笔。

（三）兴象浑融的诗歌意境，议论风生的感慨胸臆

杜甫的抒情诗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兴象浑融。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后游》) 。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中蕴含着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再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最为典型的是《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首句如狂飙来天外，使全诗为悲哀激荡的气氛所笼罩，“渚清”一句语势平缓，仿佛闲笔，实际上借写望中所见而逼出第三四句。“无边”一句，给人以万景纷驰、百感交集之感。可是紧接着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一句，不仅展现出开阔辽远，无比壮观的境界，而且突出了诗人壮心不已的激情。

杜甫和其他盛唐诗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诗歌中好发议论。杜诗议论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它往往通过议论来抒情，正如沈德潜所说“带情韵以行”（《说诗晬语》卷下）。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成为千古传诵的史论警句。《醉时歌》中的“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对统治者糟踏人才的悲愤喷薄而出。

（四）严谨整栗的诗律之美，屈折拗救的兀傲之气

杜诗众体俱佳，都有创新发展，五七言律成就尤高。现存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五言律有六百三十余首，五排一百二十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一首。杜甫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盛唐及其以前，七律一般都用于“奉和”“应制”等场合，杜甫却用来感叹时事。杜甫还常用组诗的形式写律诗，来表达更丰富的思想与内容。如五律中有《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律中有《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尤其是《秋兴八首》，堪称杜甫七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杜甫更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突破近体格律的束缚，在声律句法上加以变化。他创造了五言、七言拗律，用“失粘”、“失对”的拗句和拗律表现艰难苦恨、牢骚悲愤等执拗不平之情。如《晓发公安》：“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上句“哭” “昨”都是仄声，下句“色”“态”“几”亦均为仄声，仄多平少，完全不合律，但和作者苦涩酸楚的心境甚为吻合。王嗣奭《杜臆》云：“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另外，他还尝试运古入律，在律诗中用散文句式，具有奇崛兀傲的音律感和气骨美。如《白帝城最高楼》：“城尖径昃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此诗各家都认为是拗体，称为歌行变格。“独立缥缈之飞楼”是上二下五句法，“杖藜叹世者谁子”是上五下二句法，都与一般律诗中上四下三者不同。只有这样突兀生挺的句法，配以城尖径昃的描写，合以泣血的心情，才更显得生挺奇横。

四、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白居易说得对，人民的确是要好诗的，杜甫也确实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许多好诗。他的诗是我国最宝贵的文学遗产。

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了自《诗经》、汉魏乐府以来诗歌注重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并使之更为高超和成熟。他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创作旧习，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事名篇”。中唐诗坛的新乐府创作风气，正是由杜甫直接开导而产生的。

杜甫诗歌中高度的爱国精神，在文学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爱国诗人陆游深受杜甫影响，从杜诗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理，所谓“工夫在诗外”，纠正了他早年学诗“但欲工藻绘”（《示子遹》）的偏差，创作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一生酷爱杜诗，在燕京坐牢三年间，更是专读杜诗，并集杜诗为五言绝句二百首。

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杜甫利用了当时所有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泽被后人甚为深广。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杜甫也为后人开示不少法门。比如，学习民歌运用白话和口语，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

韩愈曾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我们应该为中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的这两位伟大诗人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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