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
这一转向与前两个转向有着密切联系。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必然会涉及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必须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作为首都城市，依托首都资源，吸引诸多要素集聚。很长时间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给了北京发展较强的动力。突出首都发展，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北京必须疏解功能，形成北京新的发展格局。
过去我们重增长，现在要看质量；过去我们重速度，现在要讲效益。过去五年来，北京严格落实“双控”及“两线三区”要求，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双控”指控制人口规模和建设规模，“两线”指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三区”指生态控制区、集中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北京必须守住“三条红线”，即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以及城市开发边界。北京市人口总量上限不能突破2300万，要扩大绿地面积，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北京减量发展，减的是人口，减的是对资源的浪费，扩大的是城市的绿色空间，给城市留白增绿，让城市更加舒适。
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从2014年开始公布北京市的产业禁限目录，2015年和2018年分别调整了一次，2022年再次调整。北京发展一定要符合首都发展的方向，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近2.4万件，从严调控的采矿、制造、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能源消费总量持续下降。
推动减量发展，我们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北京在人口控制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17年开始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根据城市发展规划要求，北京人口上限是2300万，现在基本控制在2100多万人。
由于进行减量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使得一些长期集聚于北京的资源流向其他地方，北京减量发展面临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5年来，北京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近2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市场和物流中心640个，2014年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分别累计近3000家、1000个。
北京的转型疏解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截至2020年年底，河北累计承接京津转入法人单位24771个、产业活动单位9045个，累计签约批发市场商户4万多户。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落地河北省单体体量最大的项目，自2016年量产以来，北京现代汽车沧州工厂整车产量已累计突破55万辆，产值超过400亿元，纳税超过25亿元。在过去，这是北京的纳税大户，现在到了河北，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北京的财政压力。
北京顶住了压力，接受了考验，2021年逐渐形成经济的内生动力。2021年北京经济总量突破4万亿元，达到40269.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5%。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8.4万元，保持全国各省区市领先水平。2021年，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932.3亿元、增长8.1%，好于年初预期。可见，北京正逐渐爬坡过坎，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四）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
城市管理到超大城市治理是一个过程，城市发展目前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也在快速扩张。过去传统的管理思维和方式已无法有效应对现在快速发展的形势，必须用治理的理念和思维推动问题的解决。
城市治理与管理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区别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参与。要建立有效的治理体系，政府就要和人民群众共同治理城市。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城市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北京不仅是超大城市，还是首都，北京治理形成的经验可对全国城市发展起到推动作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考察时指出：“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这既是对上海提出的课题，也是对北京提出的课题，因为上海和北京都是全国的标志性城市，而北京更具转型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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