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话语权认知与实践方向的转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放眼世界，强国无不注重国际话语权建构。在新形势下，国际话语权建设已经演变成为涉及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战略性课题。2009年，我国首次明确指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是中国媒体今后的发展方向。开启全面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规划，中国因应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的调整，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深入推进国际话语权建设规划，可谓成果斐然，“话语权建设与传播”和传播领域的深层次耦合效果也愈发明显。

从附从到主导：全球传媒价值定位变迁决定了我们今天谈论国际话语权的舆论环境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以三种隐喻来认识媒介的价值定位：媒介是管道、语言、环境。《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全球传播生态发展报告(2020)》提出，从宏观上看，5G对全球传播生态的颠覆与重塑也将体现在这三个层面，而它对媒体融合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宽、延展，推动传媒由“政治的延伸和经济的副产品”向相对主导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构件转型，这一点尤为值得重视。其根本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基于广播和电视技术发展催生的传播学，在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发生深度革命以后，已经几乎全面重构了全球舆论生态，重构了政治生态，进而重构了话语权舆论环境。这就意味着，对于各级管理者，如何超越传统媒体管理思路，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首先，5G技术构建起“万物皆媒”的内容生态，在渠道层面催生出新的媒介形态，超越甚至覆盖传统媒体的话语生成主体格局。如果说，4G是将新媒体推向前台、藉由新传播技术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那么5G则是进一步将媒介属性延伸到“物”，使各种“物”汇入新的公共信息传播者序列。与此同时，随着平面媒体立体化、二维信息多维化，5G通过重新定义终端而重新定义内容（包括内容本身、内容呈现方式、内容结构），重新定义媒体和传播生态，进而定义话语权的落地。

其次，5G以其连接能力构建起“万物互联”的关系生态，打造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关系，推动国际话语权内容结构的深度革命。5G将借助其高速率、大容量、低功耗、低时延等特点，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有效连接。由于物成为新的传播主体，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也会在更新形式后更为频繁：一方面，物作为新的信息感知渠道，将进一步对接人的深度需求，实现高度数据化、精准化、智能化的信息提供，比如人机协同情报分析系统的研发、冲突语境多方态势趋势分析的可视化呈现等；另一方面，人产生的大量用户数据，也将被机器更好地抓取和应用于内容生产，形成良性循环。这样的新型传播关系，极大地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话语权生成空间，陡然间释放出的传播内容数量和修辞范式更新，是生态级的革命，亟需改变工作思路，增强数据思维和人才培养，思考国际话语权的结构重组创新。

最后，5G将以其融合能力构建起“万物互融”的媒介生态，形塑新的媒介环境，推动全球话语生产环境的全面更新。媒体融合发展至今，已基本实现了媒介形态、媒体业务、传播渠道、传播内容等的初步融合。5G的演进和应用是媒体融合未来发展面临的技术环境，也是媒体融合全面、深入发展的关键技术推力，它与媒体融合有着一致的目标。全时空传播、全现实传播、全连接传播、全媒体传播，被认为是5G时代即将为人类传播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万物皆媒”“万物互联”只是5G所实现的初级形态，而“万物互融”才是5G时代媒体融合的终极目标。届时，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将会融合，计算与通信、媒体与技术、人与技术合二为一，传受主体、传播内容、传播环境相融合，媒体融合将会向真正的社会融合演进——换句话说，话语权的建构将是全天候、全方位、无死角的。

从观念到生态：话语生产方式的变迁奠定了当今新知识生产的方向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话语权的变迁还体现在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观念性话语到媒介话语，再到现在文化话语的变迁。这其中的决定力量来自信息和信息资源在社会生产领域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

第一，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开始于知识的生产，知识的生产奠定了历史话语基础格局。知识的生产对应于一定的文明状态，在该文明发展阶段上，人类运用自己的语言和言语，阐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关系的话语总体。最初是一些大师有关世界、人生的根本思想，成为后来知识生产的起点；紧接着是经典阐释时代，通过阐释经典进行知识的生产。工业革命带来生产、扩张发展的同时，人们对世界和社会、自然的认识也逐渐拓展和深化，知识的生产从经典中脱离出来，开始面对现实的社会和自然、人生来进行。于是，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对知识生产方式方法和思想的彻底颠覆。当今尤其需要重视的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逐步摆脱静态模式，开始进行“运动战”“麻雀战”，与媒体提供的信息混合在一起，颠覆传统媒体时代的知识权威性和话语权模式。

第二，殖民主义扭曲了知识的生产，观念的生产逐步修正和重组知识话语框架。殖民主义打破了本土文化知识生产的自然链条，在将他者优秀文化成果引入本土的同时，也试图以一种非人性的方式“楔入”“篡改”甚至“奴役”本土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其最终结果是，在破坏全球知识生产多样性的同时，也以垄断性的知识生产扭曲了知识生产的轨迹和方式，造成整体性的文化知识生产过程的扭曲和变形。

第三，后工业时代资本权力的膨胀，体现在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上，进一步扭曲了作为知识生产过程和载体的文化生产本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其实质是将作为非物质生产的知识生产纳入物质生产的轨道，在工业文明的生产线上成为工业生产的附庸；文化产业中传媒产业的垄断式发展，更是在工业化理论的影响下，将文化生产的道理淡化、虚化。自我最初的角色定位与发达的传播技术耦合的结果是，大众传媒业开始堂而皇之地介入知识生产领域，以信息的提供混淆知识的生产，以信息的生产制约知识的生产，最终以媒介的话语霸权取代知识生产的权威。

第四，当世界进入新知识经济时代，谁占据了主流文化，谁就是国际话语权力斗争的赢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提出，在支撑权力的支柱（暴力、财富与知识）之中，知识产生高质量的权力。由此，以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作为衡量国家实力主要指标的作用会淡化，藉由知识实现对话语权的控制是当今世界权力争夺的焦点。确实，在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知识经济的逐渐成形正日益改变着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和格局。掌握知识经济的核心，即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将会对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局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知识和文化领域成为国家行为体之间为维护本国主权而开辟的一个新较量场所，其激烈程度与日俱增。

第五，世界进入新媒体时代，知识生产生态发生剧变。人类文化在走过了自我繁衍变迁的自然历程之后，地理大发现以及随后的殖民主义彻底改变了文化的生态，文化和资本的媾和则再一次重组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基因，以“冲突”为核心词共同构成了16世纪到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的世界文化发展基调。回顾人类知识生产演进历程，我们也发现，媒体/媒介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文化的产业化以及部分隶属于这个进程的大众传媒制造的媒介化生存，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又将重新“导演”各种文明演进的历程，开启新一轮的文化变迁。

从铁幕到水幕：社交媒体传播方式解冻传统媒体锻造的文化认知

从传播视角看，社会信息的流动同时包含两个系统的运作，一方面是信息的传递，另一方面是信息意义的解读，也就是蕴含在信息之中、超越信息传递之上的“意义”生产系统和机制。进一步阐释这种关系，社会信息的流动同时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信息在不同渠道、人群、平台上的物理性传递；另外一个是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性的、符号化生命，即意义如何在主体和客体中被编码、解码的过程。两个过程从话语视角可“操作”的灰色地带，即观念被包装成知识或者信息进入传播流程，生产出可预期的价值观和行为，进而形成真实的、硬性的“话语权”。

第一，传统媒体的充分产业化全面操盘了信息传递和意义生产过程。传播从单纯的信息传递手段和过程，成为一种内嵌价值观的解决问题的平台和手段，在某些方面不仅超越了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思路和效果，而且还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兴传播技术，文化生态发生了重大改变，文化从各自文明区域独立养成、各自保留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交流分享，发展到传统流失、传统文化碎片化和被多主体无限次改编，文化的息壤从文学、社会文本迁移到传播性文本；文化由以往可以传承、可以巩固和记忆、相对稳定、成形的领域和观念、习惯，被打碎、揉烂，与多元化外来信息并置、再生、变迁。美国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文化传播功能，在其国内推进文化相对化战略，把来自中国、传统欧洲国家以及伊斯兰等文化群体的绝对性的文化主体相对化、产业化，颠覆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逐步架构美国中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成为解决美国国内种族冲突、化解全球文化冲突、建构美国全球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渠道，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知识生产配合传统媒体打造了特定群体对其他群体相对凝固性的认知铁幕。在强大的传统媒体持续性的传播作用下，针对他者的文化认知，通过话语、利益和权力的深度历史性媾和，从看得见的权力（军事、经济和政治等）逐步朝向看不见的权力（话语权、舆论、软实力）全面共谋，对全球进行话语性重构。由此，非西方的、边缘人和边缘文化似乎“被患上”了文化渐冻症——任何的发展成效似乎都是来自外部所给予的“好处”，而任何的失败（每天“被报道”的失败）都运用传播归因法，验证着本体的先天性缺陷，并“友好”地、“善意”地被推荐着发展的道路。对此，学术上已经用“戏仿”和有意识误读等策略对这样的认知策略战作出话语上的反冲锋。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霍米·巴巴认为，在一些语境中，模拟可以称之为被殖民者的一种抵抗策略，是一种文化反话语策略。

第三，社交媒体有潜力逐步解冻被传统媒体冻结的文化认知，国际传播正背对着知识的“冻土带”迈向信息的“沼泽区”，至于何时上岸找到“青草地”，即便悲观也还需要前行的勇气继续研判。理论上所说的文化群体之间的“刻板印象”表象背后，是文化认知的相对凝固；最难攻克的不是国际“边缘人”群体，他们患上的文化渐冻症是值得同情的。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和物联网，貌似有潜力让横亘在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舆论铁幕逐步瓦解，让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互联网上重新获得一些生机——即便依然是有隔膜的“水幕”，但终究孕育了星点希望。

从软体到硬核：话语概念边界变迁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理解和建设话语权

对话语权概念的界定需要从狭义转向广义。话语权假设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话语权建设的重点和方向。狭义一般指在英文媒体和英语世界中，中国声音的声量和中国形象的曝光度以及角度问题。广义的话语权，就不局限于英文，还包括在世界性的重大事件中，中国观点、中国立场在世界各个语种和地区的曝光度和传播视角问题；不局限于媒体，还包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国际性议题中的话语分量；不局限于当下，话语权的界定是一个长时间段的概念，与当下的发声有关，但更聚集于国家和国民权益在长时段的状态，聚焦于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世界问题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的影响力问题；也不局限于国家层面，国际传播是朝向文化边界的跨越，其操作者和落脚点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因此，话语权的权益意识觉醒究竟是国家主体性觉醒基础上文化定义的权益意识觉醒，进而是国民个体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的觉醒这样一个序列，还是需要在国际传播领域反向操作？这样的思维顺序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话语权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而且两个顺序都关涉个体的文化意识的觉醒，一个是终点，一个是起点，都应该是话语权建设理想目标的标配。

深入研究话语运动规律，需要在战略传播视野下思考传播领域的修辞重构，实现话语权的建设。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认为，某种话语即是对社会知识的稳定限定（strongly bounded）的领域，是使这个世界得以为人所知的系统性阐述。其关键特征是，世界并非是简单地“在那儿”被“说”着的世界，而是通过话语本身世界才得以存在。福柯关于话语的论述，把话语从语言学的运用层面引申到文化层面。同时，这种文化层面上所探讨的话语，通过福柯的论述，也摆脱了简单的文化表达和言说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深层的实质——话语作为世界得以存在的客观要件，以及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的符号体系。也就是说，话语是将言语、语言藉由各种传播平台进行修辞后，与“权力”和“关系”结合后的综合性产物，是“思维的模式”的打造，话语本身就是新的生产力。这就意味着如何战略性地运用言语、文字、语言和媒介进行修辞重构，是走向话语权重构的必经之路。如果说语言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财富，那么修辞运动则是组合为整体财富的不同元素或“砖”，从而为不同的人或组织所利用，实现其或草房或高楼的建筑理想。

对话语权的认知需要转型，从软实力视野转变为硬实力认定。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文化领导权”（Hegemony，又译“文化霸权”），对政党政治运作过程与传播关系的互动实质作出分析。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出版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以及《报道伊斯兰》等，开启了对近三百年“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反思。几乎与后殖民理论同步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从北欧芬兰开启的有关世界传媒新秩序的辩论和斗争，融合了历史和当代话语权的争夺，聚焦到了传媒和传播领域。在互联网诞生后，国内传媒和政治传播无限漫出国家和地区的边界进行全球传播之后，这些“文化领导权”“后殖民批判”以及“世界传媒新秩序”思潮附着在物理意义上的社会运作过程，都还被视为是一种“软实力”建设的范畴，更多还是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软性反拨。但是，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基于5G等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革命，将传播的影响力无限放大，传统媒体建构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由软变硬，变成硬实力，国家形象、文化领导权等与国家利益直接挂钩。因此，话语权的争夺，如今已经无法仅限于用软实力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置了。

从此不再用“西方”：关于未来话语权建设的思考及方向

“美国”从来不是也不等同于“世界”。世界范围的国际传播起于战争，终于民用；中国的国际传播还有一个特点，起于特定国家，终于“世界”。美国之音发端于1942年2月24日，首开了以德军为对象的德语广播；中国人民对外广播创始于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开了以侵华日军为对象的日语广播；创刊初期的外文局英文期刊以及《中国日报》英文版，都曾把对美传播、英语传播假设为世界；从2009年实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开始，中国的国际传播似乎才逐步直面全球。这样的认知变迁过程当下可能在全球都在进行着。

“西方”无论是从概念还是实体来说，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内在硬实、边缘光滑的固体。近三百年来，以权力为核心形成两组、两类国际文化关系：一方面权力与文化媾和形成“文化西方”，另一方面权力与知识媾和形成“话语西方”。从表面来看，“西方”这个词语被重复使用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强化这样一个固体的存在假设；同时，也是在不断将一些原本模糊，或者不甚光滑的边缘打磨成相对凝固的认知边界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多有“去西方化”的论述，但似乎都还是有所保留。也就是说，学者的“去西方化”更多呈现出一种政治态度或者口号，并没有落实到学术话语实践中。现在，是否是时候提出“从此不再用‘西方’这个名词”？因为，“不破不立”的思维指导下，鼓励中国学术界努力探索从思想上为“文化西方”去魅，在“英美”或者是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文明的深度殖民被破除之前，先把这个横亘在中外学术思想交流中间的“占位病变”——东方-西方二元对立“话语西方”审慎包裹和处理，似乎到时候了。

从德国冲破英法殖民时期建立的文明-野蛮的世界文化秩序，到二战后法国力图重新获得世界的定义权而提出的话语批判性理论工具，都起到了彼时的思想引领作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被“西方”东方化了的“东方”，与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被西方化了的“西方”，彼此文明层面的交流和文化传播面临巨大挑战。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西方”是个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是“文化西方”，或者说是具有文化参照意义上的西方，而非仅地理、国家疆域意义上的西方。东西方的划分从起初本质乃是一种文化优劣、高下的划分。而由启蒙时代英法为核心的西方到如今以美国为代表的泛西方，则是权力作用下的借助于传播而生成的知识及知识散播造就的“历史西方”的还魂和在此思想基础上美国话语霸权体系的重构。“西方”概念借助G7以及衍生出来的国家联盟在不断自我认定，和那些被指认为东方的“东方”不断使用“西方”话语的过程中，强化着这种霸权身份，并借助于媒介和平台的跨文化传播使之得以不断巩固。如此，从我们的话语中逐步祛除“西方”这个概念，是从根本上解构跨文化传播全球序列中，内在文化话语权力所赖以存在的土壤的路径之一。

话语权的建设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时空再造过程。在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下，大量、即时的外来信息不断侵蚀本土信息，是信息的倾销，也是文化的倾销。同时，在虚拟空间中大家似乎都在一个平面上相互拥挤，原本时空分散的主体和事件遽然并置在一起，创造了某种新时间逻辑，消弭了本来依赖时间积累和垫高的主体信用，进而改变了主体对历史和当下、我者和他者、本土与世界的认知边界；更重要的是，带节奏的讯息传递进而更改主体的感知觉，观点惊人的趋同性和一致性发生概率攀升，网络中的语言暴力形成新的极端主义，啸聚一隅，修订了话语生态和话语权的功效；外来的时间形态内置了对应的传播内容覆盖本土的空间，直接和间接传播边界的消失进而左右了受众对真实的认知，在新兴信息传播技术推动下，全球和本土话语权的博弈和建设进入了一种全日制、全流域、全方位深度博弈和重构轨道。这些话语权的生态变迁，看到了，想到了，有能力，就可以做了。做了，就有未来。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与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编号：17JZD04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高国菲、吕乐平：《“边缘人”再出发：理论重构及其与传播学的对话》，《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2期。

②姜飞、彭锦、田园：《2019年全球传播生态发展报告》，见高伟、姜飞主编：《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全球传播生态发展报告（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③Ashcroft, B.,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 (1999).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④[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⑤吕冬青：《人的媒介化存在——梅罗维茨媒介思想史研究》，山东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原文引自：Meyrowitz,J.Images of media: hidden ferment and harmony in the field. Jon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3),55-56.

⑥苗颖：《“混杂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植入及内涵衍变》，《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⑦姜飞：《国际政治的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