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还在进行当中，其中标志性事件就是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是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于1582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利玛窦不仅带来了天主教信仰，还将西方的仪器、图表、地图等带到中国，让中国人看到了真正的世界。利玛窦还将很多文化名人发展成天主教徒，比如徐光启。徐光启被后人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是“400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徐光启不但不排斥西方技术，还认为西方技术对中国发展有很大好处，且主张西方思想能够给中国文化带来必要的补充。
徐光启做得比较有名的事情是，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让这些来自西方的数学知识传到中国。徐光启个人的思想也经历了转变，从信奉阳明心学到成为天主教徒。一开始，徐光启信奉王阳明的心学，但他发现很多人只谈心学而不操实业，大部分人主张“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他认为这样的思想对民族发展没有实质的好处。他主张将天主教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于是，徐光启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文化。
这一时期，云贵川正式成为中国大后方。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建立了贵州布政使司，使得贵州成为明朝第十三个省。从汉武帝时期到明成祖时期，云贵川地区终于成为中国固有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贵川的文化不断与中原文化交融，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清朝
有些人认为清朝疆域不如元朝大，甚至不如唐朝大，但其实就实际统治范围看，清朝疆域范围最大，向西北到达了宁夏、青海、新疆，向东北到达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向西南到达了西藏、云南、贵州。中国版图基本上正式形成。
辽代实行捺钵制度，清朝建立的避暑山庄可以视为捺钵的遗留。避暑山庄的营建是在康熙到乾隆时期完成的，最初是为了解决到木兰围场沿途的吃、住、休息及物资运输等问题而修建的。乾隆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避暑山庄的占地面积很大，是故宫的7.8倍。
我们今天来看，康熙、雍正、乾隆是清朝的皇帝，但当时的蒙古、西藏可未必视其为自己的帝王。蒙古人称清朝皇帝为“博克多汗”，西藏将清朝统治者描述成转轮王和菩萨化身。从这些称谓上可以看出，清朝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南不封王，北不断亲”，不给南方的汉人任何势力范围，同时通过持续不断地联姻稳定蒙古。一方面，清朝将宗室女主动遣嫁，另一方面，清皇族也主动迎娶，康熙时期的平郡王纳尔福，乾隆时期的恒亲王弘晊，嘉庆时的豫亲王裕全等，都曾娶过蒙古贵族之女。对待西藏，清政府采取政教合一的管理方式，利用藏传佛教管理西藏地区。对待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清朝完成了自明朝开始的“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制度，改行与内地同样的行政管理制度，官员由朝廷选拔流官充任，不得世袭。设置流官后，税收大大增加。
我们经常讲“康乾盛世”，将“康雍乾”并列，但这三者中，康熙是开垦者、雍正是播种者、乾隆是收获者，所以真正的大帝是雍正，他完成了三件大事，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第一件就是清查户部亏空，包括“改土归流”。第二件事是“摊丁入亩”，实现官绅一体纳粮。以前只征收人头税，且官绅有功名，可以不交税，雍正将所有人划入了纳税体系，且按土地征税，大大增加税赋收入。第三件事是治理贪腐。雍正提出“高薪养廉”，发放养廉银，增加官员收入，在一定时期内效果显著。
（四）近代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当时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就为建立中华民国带来了一个问题，何谓“中华”，何谓“鞑虏”，东北、蒙古、西藏、新疆是否仍属于中国版图。因为这些地方都服从于清朝的统治，与民国没有建立契约，若要建立新的国家，这些地方可以考虑独立出来。最终，通过谈判斡旋，清帝宣布退位，将统治权交给民国政府，保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
我们现在再回顾中国历史，不同时期，“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从最早的“宅兹中国”到现在，中国版图一点一点发展扩大。中国既是地域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从古至今，“中国”融入多种文明形态，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从历史的角度看，判断一个地区在某一时期是否属于“中国”，有三条标准。一是看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看是否任命官员、设置管理机构、征收赋税；二是看当地人的身份认同情况；三是看华夏文明整体的接纳与融合程度。历史上维系中国的力量，一是政治控制，二是商业网络，三是书写文明，即使用汉字。中国以其同一性和稳定性闻名世界，我国的民族、语言、立法、制度等延续千年，同时在同一性中蕴含巨大的丰富性，中国人不用走出国门就能体会到各式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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