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将男儿血 争得遍地红

1928年4月3日正午刚过，乌云翻滚，雷声大作。傅烈等9名共产党员踏着清明的雨水，迎着暮春的凉风，被提出监狱，押往重庆朝天门码头河边，12时40分在沙嘴刑场英勇就义，此时的傅烈年仅29岁。当年的《国民公报》报道：“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即傅烈）者上，贺年廿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应点（即刑前点名）时，‘到’字特别声高”。“部署既定，大队即押贺泽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莲花街，道门口，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贺泽等）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意欲四海 冲出樊笼

1899年仲夏时节，江西临川县上顿渡镇的傅家诞下一个白胖婴儿。这是傅启顺米栈老板傅善庆的第一个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父亲给孩子取名见贤。小见贤启蒙于傅家书院，1904年入上顿渡龙津小学堂读书。190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为了让他继承家业，父亲送他到九江的德茂米店当学徒。傅见贤不愿意学做生意，于是自己找了份小学教书的工作。其间，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刻苦学习，于1917年秋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在这所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教会学校，傅见贤开始接触进步青年，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

在家信中，他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看不惯那些见洋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憎恨那些在租界上横行霸道的洋人。”父亲发现儿子颇有“意欲四海”的想法，为了让他早日收心归来，硬是中断了他的学业，给他找了一个“满意”的媳妇完婚。可喜的是，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妻子，是一个上过女子学校的新女性，与傅见贤情投意合，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见贤根据英语译音将妻子的名字改为陈才用，希望她发挥才华，成为有用之人；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傅烈，意寓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为了让米栈更加兴旺发达，1919年5月，父亲又通过关系把傅烈送往上海吴长泰米厂做学徒。此时的上海正经历着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胸怀大志的傅烈迫不及待地投身其中。他根本无心从商，而是和一批有志青年投身于刚刚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给父亲拍电报表明了自己去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父亲接信后，气得摇头叹息：“要飞了，我等于白生了这个孩子。”于是，12月回家取留法旅费的傅烈不仅没有拿到钱，还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好在妻子偷偷卖掉了自己的陪嫁和首饰，为他凑齐了300元。

1920年5月9日中午12时，作为第十二批赴法学生，傅烈登上了法船高尔提来号准点启航。1924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临危受命 巴蜀弄潮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发生了“三三一”惨案，省委主要领导（书记杨闇公、组织部部长冉钧等）均被杀害，中共四川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受重大损失，中共组织在重庆地区几乎不复存在。血雨腥风中，巴山蜀水乌云密布。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派出得力干部到四川重建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过马列理论，又带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真刀真枪干得轰轰烈烈的傅烈被选中。此次入川，必是一路荆棘与险恶。傅烈满腔热情，接受任务，并迅速联络了一批流落在武汉、宜昌一带的川籍共产党人，动员带领他们一起回到家乡，重整旗鼓。

到达重庆后，傅烈雷厉风行，迅速采取措施扭转不利形势。他和党中央派去的周贡植等另外4人，在神仙口街一个小院子里“组成家庭”，大家以兄妹相称。1927年8月中旬，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9月召开临时省委第一次会议，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明确分工，傅烈任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派人到各地清理和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党的工作。10月25日，临时省委发出特别通信第一号，对过去党内的思想倾向和组织上的散漫现象提出批评，并作出纪律规定。

为了加强和整顿党的组织力量，广泛任用有才能的人,省委建立了“新旧党员详细填表，严格审查制度。规定每周填写生活报告表，包括思想意识、革命活动及学习情况，向上级汇报，取得了上级指示和适当批评”。这种严格的教育制度，很快消除了党内的悲观、动摇情绪，巩固和发展了全省党组织。

在革命工作中，傅烈深刻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宣传工作之重要实不亚于军事，尤其是我们被压迫阶级之唯一武器。过去苏俄曾以此战胜一切帝国主义，我们亦善于利用此唯一的武器，以战胜一切敌人。”他要求大家对内，应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外，应有大规模的宣传队之组织；对动摇游移的广大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亦完全靠宣传工作去吸引他们参加土地革命。10月27日，临时省委党内刊物《四川通讯》在重庆创刊。

傅烈认为，发动群众离不开武装暴动，“组织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迫切的急待我们去领导，更要我们加紧工作，立即快马加鞭做去”，开展“各种斗争，爆发不论大小的群众武装斗争，进一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总暴动”。川东特委根据临时省委的指示，决定在万源、宣汉、达县一带建立赤区。这一带有个名叫李家俊的青年，“肄业上海同济医学院，旋而赴北平，由沪返川”。他在五四运动后，积极宣传新文化，创办进步刊物《萼山钟》。更重要的是，其父拥有一批枪支弹药，因此他在万源、宣汉一带颇有影响力。但此人既有进步的一面，又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蓄须披发，立志做中国的托尔斯泰。要建立赤区，争取李家俊加入革命队伍，显得十分必要。

1927年年底，傅烈了解情况后，托人用旧交情把李家俊从家里动员出来，与他见面进行了恳切的交谈。当谈到革命手段时，李家俊激动地挥着手说：“对地主豪绅，就是要采取最后的手段！”“把他们杀光！烧光！”傅烈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不能单凭个人的意气，斗争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我们应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对他讲述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斗争方法，并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过傅烈耐心细致地教育，李家俊立即奔赴家乡，以“神团”为名组织农民自卫军。1928年春，在万源城南固军坝创建了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几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1000多人。后来，他十分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他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可那两年，他像一个迷失了道路的人，不知道往哪里走。找到了党，才终于明确了方向。

1928年2月10—15日，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傅烈任书记兼军事科主任。同时，由他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被颁发到各县县委。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革命浪潮席卷川东。

革命不怕死 怕死不革命

1928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认为，建立巴县县委的条件已成熟，傅烈以“渝一组织”的名义给巴县同志发出通知：“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定于3月9日在话语楼8号开成立大会，希按时出席。”会议当天，一伙警察闯入，正在主持会议的傅烈等8人不幸被捕。10日下午，傅烈被移送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由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亲自审讯。此时，他最牵挂的是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趁看守警察睡觉的机会，轻声对被捕的同志们说：“大家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当晚，在重庆警备司令部首先受审的傅烈，化名贺泽，坚称广东人，并以粤语答话。

敌人以为抓住了共产党党魁，想方设法想要查到党员名单，将党组织一网打尽。受审的日子里，敌人先将煤油灌进他的嘴里，再用铁丝穿过他的两个大拇指吊起来拷打。拇指关节扯脱了，绳子也断了几次，他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宁死不屈。王陵基问：“你不怕死？”傅烈大义凛然地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同党有多少？”“全四川人都是！”“党员名单是我们党的秘密，你砍我的头，我也不说！”他是几人中“受刑最多、最重、最久”的。当时刘湘军部的一些参谋、秘书都在私底下议论，“一个江西口音的（即傅烈）最顽强。”他经常鼓励大家：“要顶住，要像铁板一块！”他与士兵接触，“士兵也听他的话，还给他拿送衣服。官长不在时，他还细声教唱《国际歌》。”在他的带领下，同志们尽管受尽毒刑，但无一人屈服。狱中他还曾两次通过地下党员（潜伏在敌营的士兵）秘密送信给组织，叮嘱需要转移的材料，做好善后工作。

在傅烈等同志被捕后，成都方面党组织很快收到电报：“三哥病故，信款停寄。”（“三哥”即“施三省”，是四川省的谐音）党组织利用重庆的力量，并通过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的关系，准备从多方面进行营救。然而，在监狱里，敌人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审讯，毫无收获，黔驴技穷后，决定以傅烈等人“系共党中首魁，执行重要任务”为名将其全部杀害。

生命的最后时刻，傅烈安排妥当一切后，坦然提笔写下两封家信，一封寄给父亲，另一封给妻子。信中他告诉一直对儿子参加革命不理解的父亲：“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的。”作为家中独子，他深知自己的牺牲对老父亲打击巨大，内心充满无限歉疚和遗憾，他叮嘱年迈无依的父亲：“还可以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你就当作没有生我这样一个孩子。”男儿爱国亦爱家，可惜忠孝终难两全。在给志同道合又相知相爱的妻子陈才用的信中，他壮怀激烈、情难自禁：“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并赋诗“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以此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随后从容赴死。

（作者简介：王桂环，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