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的历史意蕴、精神特质和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积淀下来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蕴、精神特质和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进一步研究整理、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

历史意蕴：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的四个维度

按照社会关系的范畴，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可从个人与身心、家庭、社会、国家等四个维度把握其历史意蕴。

修身之道：以君子为理想人格。传统道德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培养“君子”。孔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强调能够做到君子就相当于做到圣人了。在此基础上，儒家指出君子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从利益的视角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示范的视角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基于此，传统文化规定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道路，那就是“克己复礼”，进而提出了道德价值实现的不同层次，其基点便是修身。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有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中庸》系统发展完善了孔孟的思想。《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中庸》云：“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复强调，修齐治平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在其逻辑关系中，修身重在协调自己与家庭、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目的在于涵养德性，争做仁人君子，进而教化道德、治理社会。

家庭道德：以孝悌为核心伦理。在传统宗法制度下，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宗族社会的基础，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国同构”模式。中华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就是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家庭伦理道德成为社会道德的基础，其中孝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则。《大戴礼记》云：“孝，德之始也。”传统文化将孝抬升到道德的至高地位，负载着崇高的社会使命。从学理层面看，孝既是一种敬本心理，又是一种管理手段，将礼法的外在约束与仁义的内在自觉统筹起来，为修齐治平服务。从逻辑演进关系看，孝从亲子关系出发，由家而族，由族而国，不断丰富其内涵；又从君而臣，由臣而民，不断扩充其外延，奠定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从伦理角度看，孝不仅是一种道德，而且是众德之本。《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基于此，历代的统治者大都主张以孝治天下，形成了以孝悌为核心伦理的家庭道德。

社会道德：以仁义为基本规范。“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亦是道德实践的根本原则。其外向性是“爱人”，将自己对亲人的爱扩充开来，形成对天下人的大爱。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又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都指仁的外向性“爱人”。孟子在孔子“仁者爱人”基础上，提出由己及人、由亲及疏，认为仁是道德的内在本质，义是仁的外在表征。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认为追求财富利益也要义字当头，要见利思义。孔子在仁义的基础上提倡处理人际关系要讲求“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倡交往应当诚信为先，良善为本，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孟子则倡导“推己及人”，强调设身处地，互相尊重，促进和谐。

政治道德：以天下为己任。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政治理想是“治平”。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孔子一生以兴仁治平为己任。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激荡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观念和崇高气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心忧天下、情系国民的道德情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自我融入高远的人生目标；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了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道德责任感。为天下大义勇于牺牲个人小我也成为传统政治道德的应有之义。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左传》曰：“无私，忠也。”“以私害公，非忠也。”这些已演化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道德。

精神特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的三个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彰显出鲜明的精神特质。

天人合一。追求人道和天道的统一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的一大特征。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人与天相通，通过“尽心”“养性”便可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西汉董仲舒进一步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北宋张载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传统文化认为人道只有符合天道才是正确的、至善的，主张通过对人格和身心的双重修养实现“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中，天道处于最高位阶。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这里，道家之“道”和儒家之“天”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是事物存在的终极根源。人道源于天道，亦服从于天道。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要尊重自然规律，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行为依据。管仲的“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从政治角度对道的阐释。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及孟子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则从人生价值方面阐释了道的地位。

中庸之道。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认为中庸是实践道德的最佳路经。《中庸》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强调中庸很难做。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认为要想达到中庸的道德目标也是有路径可寻的。儒家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把握中庸。一是过犹不及。《论语》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度和不及都不能很好地达到道德准则。孔子还强调：“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不能被发扬，是贤明的人做得太过分，不够贤明的人却达不到。二是执两用中。过和不及是两个极端，折中是中庸之道的方法。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认为只有把握好两端，避免走向极端，找到不偏不倚的中点，才能使事情圆满解决。三是通权达变。《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对天下之事，一切皆应以符合道义为准则。孟子亦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强调通权达变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

人伦和睦。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强调，和谐是人际伦理关系追求的最高目标。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指出在复杂的人伦关系中，“礼”是“和”的方法，“和”是“礼”的目的。如何实现“人和”？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实现人伦和睦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上均旨在通过“克己复礼”，达到修己安人，实现等级有序，维护社会安定。

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新征程，要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弘扬修身之道，提高公民修养。道德自律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修身之道成为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是完善自我道德的重要途径。随着社会发展、财富增加，道德自律在一些方面不同程度弱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的整体幸福感，影响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借鉴和汲取传统修身之道，内化为公民的道德自律意识，有助于调整道德领域中的冲突和矛盾，达成价值共识，促进社会文明。

弘扬家庭美德，促进家风建设。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相当一部分由家庭问题外溢导致。在家庭内部不能尽孝悌之义，在社会上也很难做到尊老爱幼。儒家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新时代家风建设仍然需要大力弘扬和继承优秀传统家庭美德，倡导上敬老、下爱幼、中友信，建立良好的家风家训，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积极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家风建设。

弘扬仁爱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仁爱精神是协调社会关系的准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儒家倡导仁爱，主张“仁者爱人”，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新时代弘扬仁爱精神，一方面要培养全社会的公德意识，另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仁义精神，引导人们在交往中待人以诚、施人以惠，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弘扬进取精神，凝聚复兴力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尽管有兴衰起落，但这种历久弥新的进取精神和延绵不绝的无畏品格长盛不衰，成为支撑民族复兴的伟大脊梁。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更加弘扬这种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作者：李仰智，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