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视角透视“两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2）

（二）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探索

1.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如何巩固文化主体性？我们从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说起。梁漱溟先生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有一个思考，与我们今天讲的根脉相契合，称为“老根新芽说”。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就好比一棵大树，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巨大，如“西学东渐”“欧美风雨”，使中华传统文化这棵大树逐渐枯萎、朽烂，从树叶、树梢、树枝到树干、树根。但若连树根都完全朽烂了，就真的完了。因此，趁着现在老根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要想办法救活它。这样，树根活了，就能长出新芽来，再假以时日悉心培养，定能长成大树。届时，你若问这是棵新树吗？我答曰：是的，这是棵新树，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梁漱溟先生认为，将来中国的新文化正如这老树发新芽一般，不是简单地移植嫁接，更不是盲目地全盘西化。也就是说，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老根”与“新芽”不能分，根基与生机不可分，没有“老根”就没有“新芽”，没有“新芽”则“老根”没有生机。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主体性具有启发意义。

梁漱溟先生的树高千尺也有根，冯友兰先生的江河万里总有源。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论”，与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冯友兰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晚年时还写成对联以自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解释说：“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同时在书中还说道：“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冯友兰先生还说：“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最古老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最新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冯友兰先生感叹：“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接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的，而且一定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除了梁漱溟先生的“老根新芽说”、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有很多表述，如返本开新、固本开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还有我们今天讲的守正创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以原状延续至今，而是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总能在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在历史长河中呈现。中华文化正是有了这个老根，才能发新芽、长新枝、开新花，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换句话说，这老根，也就是根脉，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坚韧的文化生命力和坚挺的文化主体性。“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概括地说，老根新芽、旧邦新命、返本开新、固本开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

2.我们党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源”思考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以贯之的基本思路。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重大创新性意义的命题。他在阐述这一命题时先是论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表明毛泽东同志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就蕴含了“两个结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强调的“中国特点”，应当既包括中国实践的特点，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特点；他论述的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应当既包括中国革命的命运，也包括中华文化的传承；他阐述的“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更是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有机结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从而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4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强调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在中国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就是中国实际和中华文化，与之相结合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5月14日，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同志称赞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为什么强调“民族智慧”？举几个例子。比如，实事求是。我们都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即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描写汉景帝之子刘德治学严谨，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可见，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又如，哲学。毛泽东同志哲学“两论”中，《实践论》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中前半句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后半句讲的是知和行的关系，就是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理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说，《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的结合。再看《矛盾论》，它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重点内容是对立统一规律，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重要理念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学说。可见，《矛盾论》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结合。再比如，军事。毛泽东同志谈论最多的是《孙子兵法》，其中特别欣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古代的许多战例，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他也常提及。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谈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他说：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以及它们的特点，作了系统阐述，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我们看这三个词：“民族的”，就是独立自主，就是文化自信自强，强调文化主体性；“科学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赛先生”；“大众的”，就是民主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德先生”，体现了我们的自主立场和主体意识。

进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第二个结合”时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党的二十大的这段重要内容，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从“植根”开始，以“扎根”结束，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园。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篇重要讲话的题目是《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是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发表的。三个多月后的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可以说，这篇重要讲话为“两个结合”的提出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