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解读（2）

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正是总结我们党几十年来的经验，并根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决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其总体要求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28个字。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坚持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决定》提出了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包括民主法制、协调发展、收入分配、公共服务、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创造管理、社会活力和生态环境等九个方面。这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是第一次这么全面地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方面就是这个目标体系是针对当前全党全国人民反映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的。在《决定》起草之前和起草过程中，我们对全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反复征求了各部门、各地区、民主党派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对各方面反映出的比较集中的矛盾和问题，这个文件没有回避，而是正面地分析矛盾，直接提出解决矛盾的政策性意见，把需要讲清楚的复杂问题及政策措施讲到位，力求使文件在实际工作中真正管用。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三大问题，一个是“看病贵”，一个是“上学贵”，还有一个是“打官司难”，《决定》都作为重点提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所以这次文件针对我们当前社会发展的矛盾很多、问题很多、群众有些意见比较集中的情况，提出了北京市老市长彭真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切一刀。《决定》就是迎着这些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对有些问题能够提出解决办法就提出来，有些提不出解决办法就提出一个解决的指导性的意见，供会后国务院的各个部门来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目标体系是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社会发展方面达到全面小康的具体目标。离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还有15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和统计局联合搞了一个全面小康目标的定量指标体系，一共六大类，18个目标，每年根据统计数据对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进行分析。根据2005年分析结果，我们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比较滞后的主要是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最突出的就是人的素质、社会保障体系、农民收入等，这些指标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难点。

第三方面就是这个目标体系有好多是新提出的，有些目标比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来的目标更加具体。比如说，《决定》提出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等，都是经过认真研究提出的新的重要目标。比如说，提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到2020年要建立起覆盖13亿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难度相当大，要做的工作非常多。因为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险也就覆盖3亿人口，医疗保险还不到3亿人口，城市的覆盖率比较低，农村更是刚刚起步。在15年间能不能够使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使13亿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呢？我们经过反复测算，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到2020年，我们人均GDP达到将近4000美元。根据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情况，人均达到三、四千美元的时候，应当说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覆盖全体居民。比如说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也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什么呢？首先是医疗、教育（主要是义务教育），还有道路、供电、供水、通讯。像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到2020年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沿海还是边疆，所有的中国人口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基本服务体系，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我们要往这个目标努力。《决定》还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六项原则，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制，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牢牢把握好这些原则，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就不会走偏方向。

二、促进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决定》提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因为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决定》强调，要更加注重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是当前的突出矛盾，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决定》着重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提出要从两个方面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一方面是要完善土地承包的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制度。现在我们农村农民外出打工的有1亿多人，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将近有1亿人，今后十几年可能还要有1亿以上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十五”时期，我们提出工业化、城市化战略，这个战略机制非常好。“十五”时期我们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到去年城市化率达到了43%。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估计到2010年我们的城市化率要达到50%，到2020年城市化率要达到60%。也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城市人口要达到8亿人，农村要达到6亿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一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搞非农产业，他们原来承包的土地，就要通过完善土地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制度来解决。这样一方面能够确保农民对土地经营的权益，另外使土地不至于撂荒，保证土地的产出率，使土地能够向种田能手集中，发展农村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的产业化。像北京市郊区通过土地入股来搞集体经营，这也是土地经营权的一种改革。将来一部分农民在城市里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买了房子，把家属也接到城里，变成市民了，他们在农村的承包地就要交给集体，重新分配给别人来耕种。恐怕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还是农忙的时候回去种地，农闲的时候出来打工。可能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城里打工，干几年混不下去了，结果还得回到农村去种地。这是我国的国情。要避免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能够平稳过渡。前几天我到孟买去，孟买人口有1000多万，跟北京市人口差不多，其中有350万贫困人口，而且都住在马路边上，跟地震时的防震棚一样，弄上塑料布，搭个棚子，里面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这300多万人成为孟买城市的毒瘤，成为犯罪的根源，成为传染病滋生的地方，但是没办法解决。因为这些人回不去了，他们在农村的地没了，只能在城市里漂流。像墨西哥、巴西的一些城市，尽管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4000美元了，但是往圣保罗一看，往墨西哥城一看，贫民窟几乎把这个城市给围住了。我们中国要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一定要使城市人口的增加、农民转移成城市人口能够平稳的过渡，那么完善农村的土地承包的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制度就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是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原来的社会化服务主要是靠乡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和社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来提供的。现在，中西部的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没了，没有人给农村提供社会化服务了，所以需要建立和完善新型的专业合作组织来为农民提供产前产后产中服务。现在人大正抓紧制定《农村专业合作社法》，估计今年年底就能颁布。这里面规定，农民可以自愿组织各类的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来搞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将来合作社可以将农产品卖到国外去；通过合作社来给农民进行技术培训、购买生产资料；合作社销售自己的农产品，还可以享受免税等各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