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及对策（3）

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关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问题。什么是产业结构？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比例关系，有多少人财物，放在重工业多少，轻工业多少，上游多少，下游多少，形成的生产能力，相互之间要匹配。这种匹配就形成一种比例，这种比例就是结构。那么现在我们调整产业结构要做什么，主要解决以下6个问题。

第一，协调与平衡的问题。所谓协调和平衡，就是说消除结构性过剩，或者是结构性短缺，来实现平衡增长，避免这种经济过程的大起大落和严重的短缺或过剩。现在中国的工业情况是过剩与短缺并存。下游的加工制造业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什么叫过剩、不过剩？有没有一个量化指标？通常讲，低于70%的开工率，那这个企业可能就是固定成本摊得非常高，可能这个企业平均的那种赚不赚钱和亏不亏损处于盈亏临界点上，过了80%可能属于景气。那么现在上游的企业开工率都在90%以上，属于繁荣，所以我们尽可能地使生产能力的开工率和利用率不要低于85%。

第二，效率问题。现在结构调整的重点，必须是把生产要素配置在更有效率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增强工业的竞争力，增强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结构调整从大处着眼，我们认为是第一产业做长，第二产业要做强，第三产业要做宽。所谓做长，就是提高第一产业的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使其不断升值；做强，就是提高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做宽就是开拓第三产业的更宽的经营领域。现在第三产业大多局限在一些传统的第三产业上，后面我再接着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问题。

第三，抑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问题。重复建设可能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资源，造成外部不经济性。那么怎么改？现在大家对发改委意见特别大，为什么项目都要拿到发改委去审批？发改委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它的改革的方向是要逐步减少行政审批，规范行政审批，使行政审批更加透明。但是目前还不可能完全地取消行政审批。从长远看，发改委应该通过制定市场准入规则和标准，对微观的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进行规范。

第四，生产集中化问题。这种集中化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第二个含义是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一、向优势地区集中。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有一种集中化的趋势。计划经济可以在全国均衡布点，而市场经济必须坚持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为原则的布局。全世界的GDP生产总量60%以上都离海岸线不超过100公里。比如美国的工业生产分布在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的五大湖地区和旧金山湾地区。日本分布在东京湾地区和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中国沿海的省市产值的GDP占中国GDP总量也是60%。重化工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优势是便于运输，进口原料，出口产品，所以这种集中化趋势要向优势地区集中。二、向优势企业集中。根据二八定理，资源密集型产业必须向大企业集中。资源密集型产业集中化，有利于企业采用大型化的设备，有利于上下游一体化，有利于大幅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和投资成本。

但是有人认为，提高基础产业进入门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有大企业集中，抑制了民营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和政策上看，并不存在阻碍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基础产业的障碍，但是民营的进入，必须适应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高、资本投入强度大的特点，必须解决资本集中化和社会化问题，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委托代理机制。

第五，社会化与专业化分工问题。对于加工组装型的工业，必须推进专业化分工。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为核心，众多的小企业来配套，这是最有效率的产业组织方式。中国在加工制造业领域的问题是“大而全”和“小而全”。专业化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有效途径。广东顺德的主导产业叫“两家一花”，“两家”是家电和家具。顺德的专业化流水线生产，分工很简单，工人上岗三个月就能很熟练，做腿的就做腿，做后靠就做后靠，做桌面就做桌面，喷漆的专门做喷漆，完全是专业分工的组织方式，成本就能够降下来。讲的通俗一点，如果资源密集型的企业必须向大企业集中，做大，那么加工组装企业必须要做小，做专业化，形成小而专的大批量生产的“小巨人”，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配套体系。

第六，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重要的行业和部门。现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远远不够，因为这个服务业通常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知识密集的特点，需要有专业化的人才。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亦庄有一个企业给ABB做配套，负责原材料采购，零部件的供给，到最后产品的清洗、打包、运输。ABB公司直接生产成本降低了8%。整个机械加工制造的平均利润率一般也就是8%左右。所以在中国这种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广阔空间。发展生产外包，企业把非核心的业务转移出去，专心致志地做好核心的业务，赚取价值链中的高利润环节。这样将有限的资源集中配置到企业强势领域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来突出企业的竞争优势。

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

总体上，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依然存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过去我们的平均工资水平是美国、日本、德国的1/25。即使从2002年到现在，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大致上涨了130%—150%。但如果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力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发达国家也绝不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又重新捡起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互补关系仍然存在。

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可以长期保持低工资水平不变。随着经济发展，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给很多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从解决社会分配的合理性、公正和正义，解决农民工和企业职工收入水平过低的矛盾，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全局来考虑，制定贯彻和实施劳动合同法是完全必要的。9月份时，关于《劳动合同法》国家又有一个十四条的重新解释。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就是企业与职工、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一种博弈的结果，是在寻找一个平衡企业效率与员工利益之间的关系。企业不能只考虑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如果继续维持过低的工资水平，甚至实行“血汗工厂”的原始积累方式，将难以保证劳动力的供给。东南沿海出现的所谓的“民工荒”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目前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这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讲，税负过重，需要减税。这些年我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11%，国家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30%。这就反映了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中从企业集中到中央财政的过多，要逐步地实行减税政策。2009年实行的增值税全面改革，就是一种减税政策。二是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没有转化为国家的国库收入。特别是行政和自然垄断，并不是由于本身经营的改善而获得利润，而完全是通过垄断地位获得的利润和没有理顺价格体系获得的利润。三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就是企业出资人和普通员工的分配不合理。2002年以来，制造业的工资在整个增加值的份额是下降的，2002年占整个增加值的7.2%，现在是6.8%，下降了0.4个百分点。也就是劳动的增加值增长很快，劳动所得没有跟着相应的增长。所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必须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关系，解决这三个问题，这才有可能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所增加，来刺激消费。不然生产的商品卖不掉，反过来受害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生产者。

中国的劳动力生产成本在上升是必然趋势，因为社会必要劳动变了。所谓社会必要劳动，就是购买劳动力再生产和培养下一代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支出这一部分费用，叫社会的必要劳动。现在物价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必要劳动的内涵也在变化，它的费用成本也在变化，因此劳动力生产成本上升不可避免。韩国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5000美元的期间，工资水平涨了5倍。当然我国不可能像韩国那样，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我国面临的矛盾是，既需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又要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也是增加企业成本的一个必需的支出。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搞好生产经营，吸纳就业，增加供应，并能获得利润，给国家上缴利税。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说企业一定要去做好事，去行善，去捐款，才尽了社会责任，不捐款就不尽社会责任。我们所说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必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强制性的，不是自愿性的。这种强制性的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执行标准。这个标准，一个是企业生产环境的安全，保证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即安全标准；再是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也就是生产者生命的安全和产品安全这两个方面都是强制性的。三鹿奶粉事件非常直接的教训是，企业不履行这种强制性的社会责任，最后遭到了灭顶之灾。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牺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由于三鹿奶粉事件，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辞职。实际上这是农业部的问题，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是“八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是多头行政。第二是达到环保标准。企业不能损害外部利益，造成严重污染和损害整个环境。2007年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大家总结了三点：“企业赚钱，百姓遭殃，政府买单”。这种格局必须在制度安排上，在经济制度上，在法律法规上要调整。虽然治理环境、减少污染必然会带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治理污染成本投入的上升，但它所产生的效果表现为环境友好的外部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提出，是社会进步和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大家维权意识的结果，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