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改革的目标和困难（3）

第二个方面，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就是土地、资本跟劳动。

关于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这次中央明确讲，要把土地当成一个生产要素来对待。《决定》在讲到土地的时候，有两条值得注意。一是基本经济体制不变，就是双层经营、统分结合，集体所有制不变，这是要长期坚持的政策。二是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两条都是过去的老话。

1997年，我就曾写文章讲中国土地制度要改革，要统一化、长期化、商品化。《新京报》又约我写文章谈土地，我用了“永包制”这个词。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在国内外产生了一些影响。《决定》没讲“永包制”，讲的是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样一来恐怕就要修改法律了，要定义什么叫“长久”，五年长不长，十年久不久？按照我研究农业经济的体会，十年就够长了，十年承包解决农业投入已经够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讲30年还不行，还要更长？我认为，虽然讲15年、30年，但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始终没有变化，农民还是认为土地不是自己的。怎样让农民感受到土地的承包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呢？《物权法》中讲的物权，除了国家的法律能动，别人都不能动，而且法律动也要受很大的约束，怎样让农民也有这样的想法，改变过去对土地财产权的观念，这就需要给农民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说法，这就是“长久不变”。所以，我对《决定》中这句话的理解，政治的意义比经济的意义要大，从经济意义来讲，其实十年就够了，关键是要给农民在政治上传递一个强烈的思想——要保护农民土地的财产权，调整一系列的土地制度是实实在在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中央的核心提法。

我现在把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再具体化，希望同志们跟我一起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我刚才说了，要由一个积极性变成两个积极性，解决这个问题，落实《决定》的时候，千万不能把农民的积极性说成空话。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中央还有一些新的政策，比如说要搞永久不变的基本农田，这话说得很强硬。

第二个问题是承包经营权流转。流转的形式讲到出让、转让、出租、互换、股份合作。之前的文件里也讲过股份合作，这次《决定》把股份合作跟其他的流转方式放在一块是头一次。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出租、出让、互换这样一些过去讲的形式肯定没有问题，我想提醒的是，在农业环境特别是大田作物方面搞股份合作要非常小心。我认为中央后续会出台政策，一定会在这个问题加以规范。合作是在流通领域搞合作，我不赞成在生产环节上搞股份制，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搞股份制意味着搞了一个风险投入，这个股份公司破产的话，土地就没有了。所以，我希望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方面可以搞股份合作，在直接农业生产环节上搞股份合作就要格外小心。

在土地这个问题上，《决定》里重申了过去讲的一个观点：可以搞适度规模经营。什么叫适度呢？《决定》里没有讲，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个适度是技术的适度。从全国大农业总体情况来看，户均种50亩地的小麦、玉米没有问题。按照我们的调查，由于服务领域高度专业化，两个劳动力甚至一个劳动力就能做到这一点。从技术上看，种一千亩、两千亩甚至四、五千亩都没问题。美国一些农场有几万亩地，两三个劳动力就能种得好好的。所以，技术上适度经营规模，中国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不用搞很大的推广，种50亩地没有问题。

第二个适度是社会经济的适度，要关注社会经济的承受力。我算了一下账，大田作物搞规模经营，假定平均一户搞50亩地的话，那全国只需大概3000万左右的农户就够了，其他的农民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30年后大田作物的适度规模经营如果能够达到50亩的话，我们就比较高兴了。中央讲的适度，在有一些地方，比如新疆、东北可以规模大一点，甚至北京郊区也可以，因为北京市郊区农民非农产业务工的机会比较多，最合适的就是工业不发达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粮食主产区，劳动密集程度非常高。像华北平原、淮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太大了，又没有工业吸收劳动力，这些农民都释放出来搞规模经营那是不得了的，社会经济不一定能够承受。

   第三个适度是方法要适度。我现在非常担心，三中全会开了以后，一些地方在落实的时候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在农业中大量引进城市资本，如果这个事情搞得有点过头恐怕要出问题，所以方法上也要适度，关于这一点国家也会在后续工作上做出一些规范。

第三个问题是建设用地。我想同志们对建设用地可能也非常关心，但我对《决定》中关于建设用地的几段话反复思考后发现，《决定》中给出的基本上还是原则性意见，以后还要修改法律。

比如，公益性建设用地与经营性建设用地，将来会不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征用或使用。《决定》里提到将来还要压缩征地的范围。怎么压缩？当然是压缩公益性征地。什么叫公益性用地？过去含含糊糊，今后的法律恐怕要明确这一定义，用具体地列举法定义，比如机场、铁路、医院、学校诸如此类。

关于具体征地办法，能不能在公益性用地上搞征地，在非公益性用地上不用现在征地的办法，在规划允许的前提下，用直接的土地流转办法、市场化的办法解决。

关于补偿的问题，什么叫合理补偿？《决定》里也没讲，大家都知道，现在讲的这个合理补偿是2006年国务院28号文件里讲到的合理补偿。按照我的理解，那个文件讲的合理都不合理。文件里说，征地以后要让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变化，这表面上看很好，实际上是有问题，按照我们的调查，由农民变成市民，而生活水平保持不变，农民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转移土地搞非公益性建设，价格可以高可以低，太高了还要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进行调节。不能说农民一亩地卖了一千万，农民都装到兜里面去了。盈利性的建设用地不能这样，那公益性的建设用地又怎么样？是不是中央给一个“一刀切”的价格？一般西方发达国家即使是公益性征地在价格上也要走市场化的路，但我估计我国在这方面的变化不会太快，《决定》里讲要逐步变化。

第四个问题是耕地抵押。我们做多种方面的评估，认为通过抵押耕地来获得贷款是一个好事情。从其他一些国家看，由于农民把土地抵押，最终还不起账，而使大量土地到了银行手里，农民丧失土地的可能性并不大。只有那些城里长大的学者，坐在办公室拍脑门儿的时候，才会认为农民可能会随便卖地，其实农民不会轻易卖地的。

第五个问题是宅基地流转。关于这个问题《决定》里没有讲，去年国办发的文件里说，不允许城市里人到农村变相的买宅基地。宅基地这块儿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我认为应该允许宅基地流转。这次《决定》里说，要保护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那么能不能通过流转来扩大农民宅基地的权益？现在看起来在这一点上还要思想解放，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做法是有好处的。城里居民要发展第二套住宅时，可以到山区农村的一些地方发展，但不能过度，一过度就会破坏山区的生态环境。土地产权搞不好的话，会形成土地不合理的利用，简单地说，在宅基地这个问题上，大有文章可作，我认为将来政策在这个方面会做出调整。

第六个问题是小产权、大产权。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律的可操作性问题，或者也因为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在我国产生这么一个大产权、小产权的问题。我想，恐怕今后符合规划的要合法化，不符合规划占了基本农田，该拆还是要拆的，总要有一些配套的办法。

关于劳动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决定》里讲：要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个话在过去就讲了，没有什么新的意思。《决定》里又讲：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这个也不是一个新的说法。但按照我的了解，全国的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现在本身就不严格，门槛不高。有一些中小城市鼓励农民进城，甚至不惜违反法律。现在的法律规定，农民进入城市定居，落了户口，村里面的地要归还给集体。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是，你在我这里落户，农村的土地仍可以保，这种现象是全国性的。

很多人关心将来的户籍制度怎么改，我前两年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户籍肯定要改，但进入城市需要设置门槛，我不赞成一些人浪漫主义的想法。假如贵州山区的一个农民想在北京落户，北京派出所不能拒绝，这个农民就来了，派出所给他把户口落下后，他买一张火车票又回家了。北京市居民应该享有的补助和保障一点也不能落下他，但这个农民却在贵州生活。这样行不行？当然不行。这样的话，全国人民绝大多数都愿意在北京落户，所以要有门槛。什么样的门槛？我认为，要有合法固定住所。这句话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有难度，所以这次《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突破。户籍制度的确要改，但不要讲得太细，把权利下放给地方政府。大家知道，现在在北京落一个户口相当困难，那么多条条框框让人搞不清楚，条件太复杂了，要简单化。

我认为，政府管人很困难，可以以房管人。这样做北京的房价就会上升，像美国纽约的房价可以是周边地区的若干倍。你在这个地方没有房子住，你就不能成为这里合法的居民，就不能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障，政府不应允许搞“穷租”。据我了解，北京长安街上就有一个人一个月的房租是两百块钱的情况。一户人搞违章建筑，一间房子这么大的面积给整成两层，晚上爬进去，早上爬出去。租这样房子的人通常在立交桥上卖玉米棒子、卖水。这样不行。我不赞成在大城市里搞贫民窟，种种社会不安定的麻烦不说，还会影响其他城市经济的发展等问题。一般来讲，大城市的投资环境比较好，搞贫民窟就意味着不仅能够找到月薪十万块钱的劳动力，还能找到月薪三百块钱的劳动力，找到这样的劳动力就意味着北京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北京既发展高精尖产业，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他中小城市就很难吸引到投资了。

我在调查中已经注意这些问题，我国现在一些村庄、乡镇在衰落，甚至一些县城都在衰落，因为没有人投资，劳动力都跑掉了，都跑到几个三角洲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赶紧调整，户口制度一定要改，有些城市的房价不要怕涨，只要不是投机需求造成的房价上涨就允许它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