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下一个30年的改革如何开局（2）

2009年经济大局的基调是“一个目标、四个支撑”，目标是保增长，这点很明显。支撑是什么？第一支撑是扩大内需，这是保增长的基本途径；第二支撑是调整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这是保增长的主攻方向；第三支撑是体制改革，这是保增长的根本动力；第四支撑是强民生，这是保增长的全部归宿。因此，我认为，完全可以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强民生”与“深改革”结合起来，相辅相成，而不是把它们看成彼此对立的东西。

比如，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我们国家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仔细研究一下，这几年来，虽然社会财富明显增长，蛋糕越做越大，但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1992年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为68.6％，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比重上升1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和比例在向政府倾斜，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现在就是要改变这个结构，调整这个格局。如何改变？就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而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除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外，相应的就要降低或减少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

应该说，降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一张好牌。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切入，这样做，可以顺势推进政府自身体制的改革，解决政府自身长期以来存在的过多干预经济、揽权审批、机构臃肿、公款挥霍浪费等痼疾。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前几年的资料，2004年全国公款招待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消费2400亿元，三项相加为1万亿元。近几年这一情况更为严重。“从经济入手”推进政府改革，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能获得社会共识。

如何减少企业收入所占的比重？这也触及到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深层问题。由于我国的资源价格偏低而使企业成本偏低，利用廉价资源的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据有关方面统计，2007年，企业未向国家上缴的资源租金约3000多亿元，本应属于全民的财富变成了部分企业占有的财富，这里的要害是资源价格不合理。因此，要解决企业收入比重过高的问题，倒逼着政府要按照市场取向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思路，进行资源价格的改革。这又是一个新的切入点。仅仅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个角度就可以引出政府和资源价格的改革。

总之，不论是保增长、扩内需也好，还是调结构、强民生也好，都触及深刻的体制问题，因此我们要围绕这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化改革，真正为发展提供新的体制支撑。

第二点，抓住三个重点领域的问题，寻求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如何推进2009年的改革？重点在哪里？根据前一段对改革的调查和分析，我认为，除政府改革外，应抓住以下三个重点领域，形成一个立体式的推进方略。

一是产业层次，建议在2009年着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把扩大投资与垄断行业改革这两者协调推进。根据评估，经过30年改革，我们都已经看到竞争性部门的改革相对进展快一些，但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比较滞后，某些方面甚至没有“破题”。

这次国家出台四万亿投资规划，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类，共计1.8万亿元，占45%，1.8万亿中第一位的就是铁路投资。而现在的铁路体制改革恰恰是最滞后的，至今铁道部仍然是政企不分的组织，社会资本进入铁路也微乎其微，即使有少量进入也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现在要加大铁路投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是按照新体制来运作，还是按照原有的体制来惯性运作？如果不推进铁路体制改革，那么增加如此大规模的铁路投资势必会“复制”和“固化”原有的体制弊端，所以必须加快铁路体制改革。要首先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同时还要突破原框架内的铁路投融资体制问题。

除铁路投融资体制问题之外，还有其他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电信，以及市政公用等领域，也要寻找改革的切入点，分类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现在我们应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此前，我曾提出“四化”的思路，即“运营环境商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公平化、政府监管科学化”，下一步就应扎扎实实地推进。

二是市场层次，重点是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供电、煤炭，以及水资源等。我曾在《资源产权制度缺陷》一文中提出了煤炭资源成本缺失，价格偏低，煤老板收入过高的问题。鉴于此，应该打足成本（包括资源成本、安全成本、环境修复成本），相应形成煤炭合理的价格，这是一个机制问题。除此之外，其他的资源性产品也应进行改革，以发挥价格对要素配置的优化作用。

三是宏观层面，重点是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也涉及到金融组织）。这需要有重大的思路性调整，要由原有的偏于基建性思路转移到公共性财政思路上来，这是财政制度转变的核心问题。公共财政应在财政收入中居首位。在当前国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候，不要使先前所提出的基建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的思路发生逆转，而应继续按照公共财政的理念强有力地推进。在金融改革方面，应继续推进银行机构的改革，同时稳步推进金融创新。要看到美国在金融创新方面出了若干问题，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就不要进行金融创新，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金融创新不足，而不是所谓“金融创新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