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4）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必须调整到位，这样才能使现有的条件成为可能或现实，让中国成为全球率先复苏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很多内容都已经变成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所以我就不展开说，主要讲其中的一点：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世界经济不景气，我国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怎么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呢？只有扩大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来弥补外需下降的缺口，经济才能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这是中央从去年开始始终强调的，强调“有效”主要是要避免无效。

首先，为什么要强调“有效”这个概念呢？凯恩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以后，成为国际上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认为，大危机到来时，政府应该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减轻衰退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那么政府怎么增加投资呢？他认为很简单，当经济衰退来临时，很多人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所以经济是低迷的。政府今天雇一帮人挖一个大坑，明天再雇一帮人把这个坑填上，有了收入就会有消费，企业就可以恢复生产，经济才有可能恢复增长。问题是，这种挖坑或填坑是典型的无效方式，对国民财富的增加，对中长期未来的经济增长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当前面临着日益严峻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经济增长出现加速滑坡趋势，政府寄希望于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达到8%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切记不能采取无效的方式。我认为投资必须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才是有效的：一是能够有效地带动当前的投资或消费的增长，这往往是容易做到的；二是投资的项目会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这样的项目在中国很多，那么4万亿投资的项目选择时，我们应该强调有效，而不能够仅仅盯住对短期经济增长发挥作用，我们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其次，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去年9月份，我们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要“保一批、稳一批、改一批”。“保一批”，为了保增长，我们究竟应该保什么？这在学术界争论很多。有“三保法”：保增长、保企业、保就业，表面上看这三者是一致的，实际上，在“保增长、保企业、保就业”中，“保就业”更加重要，政府应该把保持就业规模的持续扩大，或者说有效降低失业人口和失业率，作为本次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首要目标。 “保一批”有两个方面。一是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如果中国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就需要大规模地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到时候粮价一定是成倍上涨。过去我们一直有个怪圈，中国人买什么什么贵，中国人卖什么什么便宜，它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大的市场，当中国人大规模到海外去买原油时，原油价格就会上涨；当中国大量向世界市场卖服装、鞋帽、玩具时，这几种产品价格会大幅下降。所以，中国一旦出现粮食危机或者粮食供不应求，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中，应当把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放在第一位。唯有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水利设施改造，有效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才能保证中国人吃饭的需要。二是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保持就业规模持续扩张。只有保持就业规模持续扩张，失业人口才会不断减少，社会才有可能稳定。

“稳一批”是要稳定住行等居民消费热点，带动房地产、汽车等主导产业的发展。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出了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修公路、修铁路、修机场对经济发展有没有作用呢？当然会有，但那是事倍功半的效果。应该着力解决房地产和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经济才有可能增长，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我认为房地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之间是高度关联的，目前这种情况下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业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就是房地产业这种“价跌量滞”的不断发展和蔓延的趋势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宏观经济才有可能真正走出低谷。

“改一批”是要采取改革的办法。十年以前，当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产生的负面影响时，我们同样采取的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199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是8.4万亿人民币，我们一年发行了1500亿国债，经过5年经济才恢复增长。那么，现在我们有30万亿GDP，按照1998年的规模和力度，我们每年需要五六千亿的国债，而且要持续5年，经济才有可能恢复增长。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仅仅依赖于政府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通过改革的办法，尤其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投资模式的改革，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只有当民间资本投资增加的时候，政府的投资才有可能放大它的作用，整个经济才有可能出现好转。

再次，在当前情况下要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扩大内需的同时，我们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停止福利分房，随后才有房地产业的发展。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有进有退，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剥离负债等，都是我们当时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也就是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一方面积极地推进一系列重大领域的改革或对外开放。经过1998年到2001年的调整之后，伴随着住房汽车需求井喷式的爆发、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工厂的逐步确定，2003年以后连续五年经济增长达到或超过10%。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个基本的结论：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加严峻、更加复杂，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让经济尽快走出低谷，恢复高速增长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体制改革或结构调整。

第一，依靠政府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如果没有市场驱动的投资或消费的扩张，经济增长的短期回升会随着政府投资力度的逐年减弱而再次波动，不具有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当前要保持经济持续回升，只有启动市场驱动的投资或消费的扩张，而市场驱动的投资和消费的扩张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调整经济结构。举个例子，现在我们的商品已经非常丰富，但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供给大于需求呢？不是，比如春节期间的火车票一票难求，说明铁路建设不能够适应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是因为铁路的政府垄断投资经营模式。必须要改革现有的投资模式，营造民营资本投资参与铁路建设和铁路运营的制度框架。

第二，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既是一场灾难，也是改革调整的良机。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进行体制改革或结构调整的压力明显不足。体制改革或结构调整是很难往前推进的。当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来临时，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都充分显露了出来，而且社会各界对于这种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障碍或结构性矛盾怨声载道，改革呼声很高，很容易形成一种共识。但问题在于跟经济景气的时候相比，当经济不景气时，体制改革或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就少了，社会上大量的失业存在，如果再关闭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对经济增长不利，对社会稳定不利，对就业扩张不利，所以政府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和扩散，保增长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之下，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有时甚至会与短期目标相冲突。强调资源节约，强调环境友好，有可能有很多项目就上不了，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是产生负面影响的。而能够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立竿见影作用的政策往往会带来固化现有体制和结构的矛盾的后果。如果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仅会贻误良机，而且会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加新的障碍。我认为这点很重要，如果仅仅从保增长的角度，是得不出要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这么一个结论来的。之所以回顾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我们利用那个良好的时机，着力推进改革和对外开放，才有了此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那么今天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着力点放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结构的调整，真正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和消费结构升级活跃期，这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主要力量。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以住房、汽车、教育、旅游为热点的消费需求的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的潜力很大。然而，现阶段有些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存在明显的制度性障碍，有些领域不能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支撑因素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很多领域，我们需要深化改革，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充分释放出它的力量，中国经济就有可能走出衰退，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的低价格、高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模式，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难以为继。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新竞争优势的确立，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一些影响。从中长期的角度，我们也需要对当前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有新的认识。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只有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消除体制机制弊端，才能为中长期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或确立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持有相对乐观的预期，我认为不会有太大问题，但短期波动是很难避免的。如果我们把当前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与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环境相对较好的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在对外开放上、在结构调整上，我们迈出新的步伐，在一些重大领域有所突破，这些都会为我们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五，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危机来临时，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寄希望于政府承担起它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在很多领域中我们经常混淆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有些领域是应该市场发挥作用的，我们政府往往参与得很多；有些领域政府应该承担主导作用的，却找不到政府的身影。从总体上说，当前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理清政府应当干什么，究竟应当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可以把什么样的事情交给市场。例如，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对农民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通过市场发挥作用，给农民补贴是政府的作用。那么提高农产品价格与对农民直接补贴，究竟哪种方式更有效呢？当前我们采取了很多对农民补贴的办法。如农机补贴是因为农机价格大幅度上涨影响了农民收入，政府对农民购买农机给予补贴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政府增加对农民补贴的目的是，使农产品价格不要随着成本的上涨而上涨，维持相对较低的农产品价格。现在政府为了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农产品价格，给予农民很多补贴，那么谁得到了好处呢？可以说，所有消费中国农产品的人都得到了政府的补贴。也就是说，政府把对农民的补贴发给了所有的人。政府补贴应该补贴的是弱势群体，让所有的人都沾光的政策是错误的。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政府不应当把大量的资金用于直接补贴给农民来维持相对较低的农产品价格，而应当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消化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来保证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更有效的方式。那么政府不给补贴了，节省下来钱用于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村修更多的马路、更多的水库、更多的渠道，让农民能够真正的用上自来水，能够用上电。有人说，家电下乡的有些产品农民根本不可能买，如冰箱，一方面农民用电不能得到保证，而且电压很不稳定；另一方面，农民自给自足，按需取用，用不着冰箱。真正要让农民买家电，电网改造、自来水的改造都是必须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报告人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根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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