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其对策（2）

中央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应对失业现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措施，其中一个指标就是2009年要力争达到GDP增长8%。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要保持适度，不能牺牲就业来压宏观经济。但今年正好相反，我们必须保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就业增长，才能够解决两千多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一个结论。另外，从2001年起，无论经济增速的高低，我国城镇就业人数都逐年上升，而同时正规就业的特点是经济增速快的时候上升快，增速下滑的时候就会迅速减少。可见，正规就业丢掉的岗位都被所谓非正规就业填补上了。因此，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非常必要的。正规部门有可能不仅不创造就业，而且在宏观经济低迷时还可能是就业的毁灭者，如果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有鼓励多种经营形式发展的产业政策，就可以通过非正规部门、小企业、微型企业，甚至某种程度上，地下经济都能够创造就业，也是帮助我们渡过就业难关非常重要的渠道。

防止无就业复苏

所谓的防止无就业复苏，这是一个概念。首先，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复苏，中国经济下行是否到达底部，对此还有争论。其次，中国经济和就业现象的关系如何，也没有非常清晰展示出来。那么，我这个时候提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无病呻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的，这是我们从美国现象中借鉴来的。美联储主席贝南克日前向美国国会做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时预计，美国经济可以在2009年下半年有所复苏，但失业率不会下降，不仅2009年、2010年不会下降，甚至2011年失业率仍然会处在较高的水平上，这个现象在美国一直被叫作“无就业复苏”。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发生。以往历次美国宏观经济下降时造成大规模的失业，但每一次经济一旦复苏，失业率就会下降，就业也复苏了。但从1991年到1992年经济衰退开始，美国第一次出现了经济可以复苏，但失业率降不下来的情况。当时美国经济复苏时，失业率仍然保持在高位，并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美联储主席贝南克向国会报告货币政策时讲到，美国2008年GDP增长速度是3.8%，今年预计是-0.9%，但从下半年开始有所复苏，明年可能达到2.9%，后年就恢复到4.4%。不过，去年的失业率高达7.2%，今年会达到8.7%，明年仍然是8.3%，即使到了2011年，失业率仍然在7.1% 的水平上。而正常年景时，美国的失业率不超过6%，经常在4%到5%之间运行。

究竟无就业复苏是怎么造成的？有很多争论，有一类是最根本性的争论，我们后面再谈。当一种经济处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下行区间的时候，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活下来，那么活下来唯一的做法就是提高竞争力。提高竞争力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从一家企业角度来看，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多用机械、少用劳动者。在经济危机期间，企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就是，经济一旦复苏，人们发现企业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另一个是从整体看，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就要提高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把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这在美国表现为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或者自动化程度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海外。调整的结果是，相当多的就业岗位跑到国外，经济一旦复苏发现也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这是美国无就业复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企业想活下来就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一种方法是相当多的企业正在做的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会排斥就业。同时这次金融危机遭遇困难最大的地区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其中无法生存的企业就倒闭了。实际上，这种倒闭就像一种替换，世界市场归根到底还是有需求，在这里倒闭，有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新生出来。有很多跨国公司投资者认为，中国的成本已经比较高了，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比较高，就把投资转向了中国的邻国印度、孟加拉、越南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农民工经历一年多的失业后，再次回到沿海地区找工作时就发现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了。因此，我国完全可能出现美国模式的无就业复苏。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种现象呢？

第一，能不能防止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外商投资转到其他的国家？按照传统经济理论，这种现象不可避免。雁阵模式告诉我们，产业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就像大雁一样，总由一只领头雁，然后传给二三级。世界经济史上，最早制造业中心是英国，后来这个地位转到美国，再由美国逐渐转到日本，从日本开始，制造业中心就留在了亚洲，尤其是东亚。日本早期六十年代像现在的中国一样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后来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不再便宜就开始转型，先是重化工业，随后是电子产品，再后来是高科技产品。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给亚洲四小龙，四小龙又经历了同样过程，再转给东盟国家、转给中国沿海地区……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如果丧失了现有的比较优势，很自然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拱手让给越南等国家。

以往的雁阵模式是在经济体和经济体之间转移。日本虽是一个比较庞大规模的经济体，但日本地域远没有中国辽阔，不存在中国如此巨大的地区差异和各地区的资源差异。因此，如果中国每一个省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把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在中国国内进行延续，而不至于推到国外。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还有没有比较优势，这是核心问题。

金融危机也是一种机遇。“机”到底在哪里？宏观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熊彼特认为，金融危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有其自身的功能。他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创造性毁灭”，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企业对于已经过时的经济发展方式、该升级或淘汰的产业结构总有舍不得的地方，而金融危机起到强制性淘汰作用。因此，金融危机在毁灭过时经济发展方式、企业组织形式的前提下，将创造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即遭遇经济危机是经济重组、产业重组、生产要素重组的一个重要的机遇。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上面，地区之间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珠三角地区受到影响最大，其中东莞排第一位；长三角地区的表现比珠三角要好一些，而长三角内部江苏又比浙江表现又好一些；甚至同样是东莞模式的泉州比东莞要好，没有发生类似东莞大规模企业外逃倒闭、农民工失业现象，到目前为止泉州还处于劳动力不足的状态。地区间、企业间面对相同的危机表现不同，意味着那些过时的经济发展方式、该淘汰的产业结构遭遇危机时率先走到尽头，就是该被毁灭的对象。在毁灭中，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新的产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提出应对危机的措施特别强调调结构的原因。

同时，金融危机是重新组织生产要素、进行创业的最好机会。例如，过去几年劳动力价格越来越贵，但现在工资提高的速度被抑制了，相对来说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过去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想批一块地很难，最近这个趋势也被遏制了，甚至很多地方招租土地都流标了，还有很多剩余出来的厂房设备、基础条件等。应该说现在有的生产要素价格很低廉。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产业政策。这些都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进行创业的好机会，将会显示出中国地区之间制造业产品出口从沿海地区梯度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由多个不同的资源禀赋构成的一个经济体，所谓的雁阵模式可以在中、东、西三类地区实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产业承接的一体化。

第二，中国的制造业还有没有比较优势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产业在东、中、西地区转移，而不是在中国和印度、越南之间进行转移的关键。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是，把劳动力成本或者工资水平看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唯一指标。仅仅看工资，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一定是下降的，但我们不能只用工资一种方式去看比较优势，而是要看工资水平加劳动生产率，工资和比较优势成反比，劳动生产率和比较优势成正比。把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得到一个指标，如果这个指标在下降，意味着失去比较优势。我们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着巨大的比较优势，这提供了一个依据说明，我们应该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利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利用生产要素便宜的机遇，重新组合配置我们的产业结构，等金融危机过去后，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无就业复苏，而是就业发生了区域格局上的变化，农民工在家门口就可以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也不用每年春节期间大规模的南北大调运了。这是我们预期的一种比较好的结果。

保增长与保就业

保增长与保就业的关系可能是大家会忽略的问题。我认为，保增长就是为了保就业。因此，先要弄清楚GDP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关系。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有增长才能有就业。这句话没有错，但还有几种情况也成立：没有增长一定没有就业，或有了增长不一定就有就业，或不同的增长会有不同的就业效果。一个部门的GDP拉动能力和就业拉动能力是不一致的，有的甚至呈现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最能拉动GDP的不是最能拉动就业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位市长脑子里面想的不是“保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保就业”的话，他会选择哪个产业去重点投资？他可能会选择GDP带动效果最强的，可能财政收入很高，政绩表现很好，但就业的目标可能没有达到。1998年后，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被当作积极的就业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行的结果是，我们忘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积极就业。很多国家积极财政政策投资重点部门的就业能力是正好相反的，如只有0.04%投入的商贸、餐饮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却是最多的。这也是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教训。很显然，是否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生的效果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