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其对策（4）

提问环节

问：劳动力人口的流动会促进就业，流动的劳动力人口会不会对当地城镇劳动力就业造成压力？如何解决？

蔡昉：其实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集中研究的问题，真正的民工潮是那时开始发生的，当时城市有很多应对措施，我们既需要农民工，却又担心他们对城市就业造成一定的竞争。特别在九十年代后期，城镇出现大规模下岗失业现象，人们更加担心农民工的竞争关系。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农民工和城市本地职工不处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城市是一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它们一个是比较正规的、有保障的市场，另一个是保障程度相对低一些的市场，但往往这个市场的岗位是新创造出来的。比如有些就业是新创造的，有些产业部门是改革开放中新形成的，这往往都以农民工就业为主，二者之间竞争相对少一些。第二个是农民工跟城市本地职工竞争关系与经济周期相关。在经济发展比较快、出现就业劳动力短缺现象时，两者之间没有竞争；但在金融危机、经济下滑时，很多城市失业人员需要到非正规部门过渡，这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竞争。其实，劳动力市场归根到底是竞争的，是要有弹性的、灵活性的。如果通过保护劳动力市场、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达到抑制农民工的效果，归根到底是伤害劳动力市场功能，最后在宏观上伤害的是城镇就业的扩大。

问：其他的服务业和民生的投入都需要钱，不扩大投资，那么开源的钱从哪里来？

蔡昉：我们刚才说了，四万亿的投资投在不同的产业上会产生不同的就业效果，其实我只讲了就业效果。简单说，假如一边是普通工业发展，一边是其他的服务业和民生事业，一方面真正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就业的是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投资大单惠及不到他们，因此我们投出去的只创造GDP、不创造就业，或创造就业较少。另一方面，民生产业、服务业是创造就业的，财政每投出一笔钱可能会产生乘数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型产业因为雇佣人多，乘数效应是最强的，拉动内需就产生良性可持续的增长。目前我们在政策上有一定误导的可能性。过去是出口、投资、需求三足鼎立，由于出口大幅度减少，我们变成了只有两条腿，但如果产业结构没有调整好，就会一条腿走路，也就是只有内需，有投资需求，而没有实现消费品需求，这不可能走得远，也不可能走得持续。所以，好的产业结构意味着更加可持续发展。

同时，民生事业等所谓的其他服务业有很多问题是该解决而长期不能解决的、没有能力解决的和没有顾上解决的问题，比如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教育等。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政府足够的投入，导致的结果是政府投资没有到位，意味着家庭要为公共产品买单，意味着人们必须要担心未来失业怎么办？老了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因此，人们要存钱，不敢消费，这是我们没有足够消费内需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利用应对周期的短期要求来实现长期的建设任务，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我觉得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积极政策的含义是扩张性的，扩大支出而不扩大收入，就是说预算赤字归根到底是想给企业减负、给老百姓减负，让他们多消费多投资。如果一方面使劲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得把这个钱都收回来的话，就达不到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我想，在这个时候形成一定的财政赤字是必须的。

我们希望能够在审批项目时引进就业评价机制，否则我们只能把就业优先原则当作一个口号喊一喊。

（报告人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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