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

核心提示: 有人说货币政策像绳子,经济列车跑得过快,用绳子比较管用,可以拉住它;但经济低迷、列车跑不动时,用绳子是推不动的。这时就特别需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优化结构是财政政策要侧重发挥作用的领域。面临由经济低迷和主动结构性减税所带来的困难局面,财政要准备过几年紧日子。

今天,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就宏观形势和宏观政策做个汇报。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运行基本格局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间接调控所倚仗的两大政策,它的基本特点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或称作经济杠杆、经济参数手段。比如说我们现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一个基本模式叫反周期宏观调控,任何市场经济的运行都有高潮、低潮,这种周而复始的不断替换,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现象。宏观政策的要领,就是必须在经济高涨阶段注意收缩,而在经济低落阶段注意扩张,反经济自然节律的方向动作,达到尽可能熨平波动,尽可能熨成一条直线,使曲线不要过于陡峭。在熨平过程中,宏观的调控就是使经济相对稳定,不大起大落。因为相对稳定的经济关系能够尽可能地使经济达到所谓又好又快的状态,形成整个发展的良性循环。基本的道理是如此,但具体掌握有很多要领。中国在逐渐认识和积累调控经验的过程中,间接调控相对成功的第一次实践应该说是1992年到1997年间,我们按照当时中央的“十六条”宏观调控文件,成功地第一次实现软着陆。

现在,我们面对着新的一轮经济低迷阶段,面对着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压力,具体的政策转型要从去年秋天说起,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由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稳健的财政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宏观政策巨大的转型。原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是2007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两防”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而现在这两个政策,经济学意义上叫做“双松”,都是从宽的、从松的,这个给经济升温的宏观政策的转型十分及时果断。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政策转变时的用语也是前所未有的,非常生动鲜活地表述为十六字: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原来我们估计,这样一个政策转型要在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宣布,但决策层感觉调控势在必行,没有等待那个时点,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再次强调了这个转型的思路。

在讲宏观调控和相关的货币政策具体内容前,我想先讲讲对于宏观间接调控的理解。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是政府管理当局以国家干预的概念,对于经济生活施加特定的影响,追求特定调控的目标和效果。宏观调控一定是着眼全局的。在传统体制下我们就有宏观调控,但那个时候是直接控制的模式,以无所不包的人财物供产销,面面俱到的指定性计划体系来控制整个社会再生产。国家计划部门把安排好的指定性计划指标一直下达到基层,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微观层面的企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企业自己扩大生产,即便是建一个厕所,都要层层上报,获得批准以后才可以付诸实施。

然而,市场经济是间接调控模式。为什么叫间接调控?现在对此还没有大家公认的定义,我的理解是:间接调控形象地说明了这个调控的特征,就是政府宏观控制管理当局的意图不是一竿子插到底,而是以控制手段传递给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企业,政府的意图主要通过经济参数手段叠加到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经济参数,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体现的有利率手段。利率不是指定对人的,它不问企业各自情况,只考虑整个经济生活中松紧,抽紧银根就提高利率,放松银根就降低利率。中央银行的另一个经济手段是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意味着所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取得资金来源后,必须按照法定准备金把一笔钱存到中央银行指定的户头上,不能动用。提高准备金率就是抽紧银根;降低准备金率就是放松银根。还有一种手段称为公开市场证券业务,或者称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就是中央银行在市场上吞吐票据,做票据交易,比较多地吸入票据就是释放货币出去,比较多地放出票据就是回笼货币,也是银根松紧的调控。

财政政策的经济参数手段,一是税收方面的各种规定,特别是税率、税收的减免;另外还有财政掌握的补贴,包括对金融的贴息,以及加速折旧等财政规定;还有对国债的具体发行的安排等,都是经济手段。财政的手段除了能够总量调控,还可以有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做结构方面的调节。但在结构调节时,财政政策掌握的要领是对事不对人,比如贴息要支持有关“三农”项目,要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项目,不能在财政管理方面规定贴息给某企业,那就是直接控制了,它的区别对待是间接控制的,是导向性的。

这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规则运转起来,要叠加到市场主体企业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价格参数上,比如原材料价格附加上它的利率,构成一个综合的信号。无论什么要素,价格信号与叠加的宏观层面的经济参数手段合在一起后,形成了引导微观主体生产经营决策的依据,这就是间接调控。所谓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它不是一竿子插到底的,而是通过市场中介信号发挥作用。这样的间接调控的好处就是,适应市场经济利益性机制,让企业更好发挥活力、公平竞争,同时又继续运行国家的必要干预。

以上是所谓的理论框架。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这次宏观政策的转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是重新要给经济实行扩张。那么在具体运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次启动扩张政策的内在逻辑与1998年非常相似,开始都是主动在做软着陆的向下的调节。1998年的调控要追溯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这是小平同志晚年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使整个中国的局面为之一变。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但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些运行机制还没得到很好的改造,很快就发现经济出现了过热,速度过快,物价上涨过高。中央在发出十六条调控文件后,有意识地用经济手段弥补,按照软着陆的目标实施操作。1992年、1993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以上,物价很快到了20%以上,中央没有简单地用行政手段、直接控制手段一下把经济压下去,而是用经济手段使GDP每年回调一个百分点。到1997年,调到了8.8%的增长速度,成功实现了建国后第一次软着陆,效果非常好,而物价也随着增长速度的回调,明显回落到较低的水平。有关的部门说,1997年是建国后经济运行状况最好的年份,速度还相当高,而物价比较低。本想借此机会,聚精会神抓经济效益,形成经济连续循环状态,没想到1997年下半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超出预料。1998年一季度数字出来以后发现,原来预计的外贸受影响而调低的年度进出口增长10%的目标注定没法实现了,且外贸将要进入负增长,这就意味着国民经济三大支柱被撤空了一个。而就在此前不久,朱镕基同志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曾经非常明确对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当年的目标首先是确保8%增长速度。为什么要确保呢?因为8%左右的增长目标的追求就是保就业。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一定水平之后,失业矛盾就会尖锐起来,不能保住就业也就意味着不能保住稳定,所以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稳定,这是一个在宏观决策方面必须特别看重的基本目标。8%的目标不能实现,就要政策转型,于是实施了一个建国后前所未有的扩张性政策来应对通货紧缩压力。这次政策转型与上次非常类似。2003年经济运行中,在成功抵御非典冲击之后,国民经济一下进入了一个高涨阶段,2003年GDP增长速度就达到了两位数,跃出了之前四五年所谓“七上八下”的区间。到2007年,GDP年度增长13%。因此,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两防”的调控方针,做收缩经济的调整,要再一次实现软着陆。但没想到的是,2008年情况变化很快,到了下半年发现,我们的主动调整与外部的金融危机叠加成很大的压力,使经济出现过快下滑迹象。于是在夏天时,中央已经把政策方针调到了“一保一控”,而且保在前面,保持经济必要的较快增长速度,要继续防止物价继续上涨。现在,我们的总体政策导向已经调到了保增长、保就业、调结构、促发展。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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