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3）

第三，从微观主体层面看，部分大企业情况好转。一般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困难还在延续，但企业的预期已有所好转。原来一些钢铁企业被两头挤着，前期高价买的原材料堆在库房里，而产成品价格一落千丈，非常困难。由于4万亿投资拉动，钢材市场价格企稳回升，消耗原有库存，局面开始向好。

总体来说，一季度指标表明，中国经济接近底部或者正在完成触底，如不出现极大的意外，当扩张政策对冲完成自身的下滑惯性后，国民经济有望在今年由“前低”转入“后高”，即实现触底后的回升。

形势研判后，我们应该做必要的前瞻，提出必要的建议。因为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虽然威胁比前期要降低一些。美国政府种种举措表明，不到万不得已不采取坐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处理方式。而美国一些经济运行指标也有企稳迹象，但我们要立足于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应该继续保持宏观政策调控“相机抉择”的原定框架，因为要把不利局面设想得严重一些。今年二季度的主要指标情况十分关键，需要对其密切跟踪观察，做“好”与“坏”两个方向上的准备。

首先，从“坏”的方向考虑，宁可把下一阶段的局面想得坏一些，困难想得大一点。假设二季度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就有必要启动预案，给已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加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这个决心不应晚于6月末下定（因为那时有关部门应已能估计出二季度和上半年主要指标的大致模样），否则就太晚了。

其次，从“好”的方向考虑，如果二季度的经济运行表明可以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不必启动给扩张政策加码预案的话，则有必要不失时机地考虑启动把资源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方案，贯彻中长期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结构升级、提高增长质量的追求。有些人担心，4万亿扩张政策会把前些年在优化结构方面的努力给冲掉。这有一定道理，但任何操作都要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资源税往上调整的好处，简单地说是可以使经济生活的各种行为主体更珍惜而不是挥霍资源产品，促使方方面面千方百计开发节能降耗减排环保的工艺产品和技术。前几年不是没有想到这个经济杠杆，但在经济升温的过程中物价不断走高，决策层当然要顾虑措施出台所带来的物价上升、火上浇油的效应。如果能顺利由“前低”转入“后高”，那么就要更多地追求结构升级和增长质量。我认为应该抓住时机把资源税负往上调整。在税负提升之后，它必然带来初级产品、资源产品价位上升，然后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往中游、下游传导。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可以继续运行，只有少数的企业被迫重组或被淘汰出局。优胜劣汰的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劣汰控制在很小的可承受范围内，我们的操作就成功了。特别关键的是，要等待从决策层、管理部门到企业界各方面吃下经济止跌回升“定心丸”之后的时机条件。如果这种条件二季度或稍后出现，就应当积极主动把握时机推进资源税改革。

最后，从更长远看，即使今年经济运行比较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也并不意味着马上重新进入高涨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验看，中国经济的高涨期和低迷期的替换一般会延续5年左右，比如1992—1997年高涨，1998—2003年低迷，2003—2008年高涨，现又进入低迷期。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互动关系看，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美经济走势的曲线高度一致，阶段转换上，中国比美国滞后半年至一年，而这一轮美国经济的低迷可能延续3年以上。我们做粗线条的预计：我国这一轮相对低迷阶段的时间跨度大概也延续3年以上，而我国宏观扩张政策从启动到淡出，则要准备历经前后5年的时间。

当前财政政策要点

下面我谈谈财政政策要点方面的基本看法。在宏观政策框架下，我认为财政政策要掌握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点。

第一，要在总量上与货币政策配合呼应。适度扩张是给突遇寒流的经济增温所必需的。因为财政是一个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它就不能太顾忌本身指标好看与否，它是为全局服务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年的预算安排中把上一年度的1800亿元的赤字抬高到9500亿元。在绝对规模上，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相对的年度指标上，也是第一次。如果按照今年GDP增长8%左右，9500亿的赤字相当于年度GDP的2.9%，这暗合于欧盟3%的控制线。但我们反复地说，欧盟3%的控制线其实并不是世界上公认的控制线，欧盟在签的《马约》是按照经验数据，各方妥协的结果。当压力来临时，欧盟各国都屡屡突破这条控制线。如果有必要给宏观政策加码，我们也可以不惜突破3%。假定需要再扩大赤字，抬高3000亿，就是GDP的一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赤字占GDP2.9%—3.9%，这在操作上也是可接受的。美国从来不受欧盟3%控制线的约束。前一段时间有人算过，美国的赤字已经达到8%的水平。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跟发达国家类比，所以我们在总量上既体现积极，又要稳妥。同时，我们还有存在足够运用的安全空间，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安全空间里继续运用政策工具。

另外的一个安全空间的指标就是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现在我国名义指标在20%左右，加上隐性负债应该在30%—40%区间。而欧盟的控制线，名义指标是60%，有些国家像意大利、日本多年来一直高于100%，日本现在接近180%，但没有人认为它马上要垮塌。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安全区间是足够的。但我们不能轻易地在安全区内动作，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还很短，别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一二百年的过程中，逐渐地把相对数抬到那个水准上。如果没有必要，一定要防止过度动用安全空间。

第二，财政政策要特别侧重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意味着要区别对待，主要是大力强化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增加有效供给。这种结构导向从中央一系列的方针里看得出来。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发布了农村发展和改革文件，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要实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过程中怎样弥合二元经济。那么，财政政策利用扩张政策时机，要增加农业产业化的条件建设投入。

我简单谈谈4万亿投资的具体如何安排。这有一个演变过程，一开始发改委张平主任曾经宣布，4万亿政府牵头项目投资安排中最大的一项是18000亿的铁路、公路、机场、电网建设，简称为铁公机电。今年两会把这18000亿调低到15000亿，仍然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因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基础设施的支撑力非常重要，一旦有机会，我们一定要进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第二大的项目是10000亿灾后重建，原来国家规划准备十年为期、三年为主把10000亿花出去，现在两年花完。接下来是农村建设方面的3700亿资金安排。然后有2800亿的安居工程，今年两会宣布调升到4000亿，而且更多的是强调首先政府要把廉租房这底托好。还有原来安排1600亿、现在提升到3700亿的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原来安排3500亿、现在调低到2100亿的生态和能源建设；原来安排400亿、现在调升到1500亿的医疗、教育、卫生方面的硬件投资。这七大方面里，三农、交通能源、原材料方面重点建设是重中之重。另外，贯彻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建设肯定也要得到支持。2000年后陆续明确了各个区域的发展战略，首先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然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再有是中部崛起战略，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战略要求。还有2007年后，中央要在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打造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2008年，积极建设北部湾经济区。这些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中的一些重大的项目，我们在政策扩张期要加快对它们的投入。

再有就是和民生有关的事情。在基础教育方面，2008年已经做到了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在已发布的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方案中，中央财政宣布今后三年要有8500亿的增量投入支持体系建设。在基本住房保障方面，前面说到了安居工程建设投入。还有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从农村区域合作医疗，一些地方试行的农民的养老、农民的低保，到城市做到应保尽保管理水平的提高、低保标准的提高等都在这些投资中。

抓住这次政策扩张的时机，加大投入，可以改善企业预期，提升经济景气，解除社会成员后顾之忧，消解矛盾凸显期的突出矛盾，维护黄金发展期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这种政府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对策，在经济学上称为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是相对应的概念。需求管理强调的是总量，过去像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政府要管的就是银根的松紧，就管总量，经济生活自由度要高，这是华盛顿共识所说的值得其他国家注重和仿效的一种模式。但实际上危机来了以后，美国这个一向标谤自由竞争的国度，在特殊时期政府也不惜动用各种手段进行供给管理，做区别对待。比如，在具体事项上，我们看到了，他们认为“两房”一旦垮塌，足以振动全局，所以由政府监管；而雷曼兄弟哪怕是158年的老店，也任其倒闭，包括后来对花旗注资，也是一个企业一个对策来区别对待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国有化措施就是搞社会主义，但这明显体现了美国所说的和所做的其实往往有不对应性，它标谤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有需要时政府依然会强力干预经济生活。

中国要实现超常规的后来居上发展的现代化战略，在政策扩张期要加大力度，尤其多办一些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些突出的例子。比如，近万座的病险水库以及众多失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必须加快整修。如果水库出了事情，对当地来说就是灭顶之灾。1975年夏季，河南驻马店附近几十座水库接连垮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交通干线不得不中断两个月。从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角度，从维护大局的角度，我们要千方百计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现在，还有2.3亿的社会成员没有得到安全饮水保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趁着这次政策扩张，要赶快确定具体项目实施。有人担心，如果经济持续回暖，政府还能把钱用哪儿去？我说，不用操这个心，新农村建设投入多少财力都不算多。

回来看看城市，比如北京现在有没有要投钱的地方？地铁建设就需要天文数字的财力投入。北京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多少年没解决，上世纪60年代北京地铁就动工了，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奥运会来了，把40%以上的机动车辆排除在使用状态之外，才能够满足奥运会期间所要求的交通条件和空气条件。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种资源配置是低效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服务型政府必须抓好底层规划，要对社会负责。那么其他城市，无论是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深圳，无一例外必须考虑公共交通建设。所以，如果政府还要大规模投钱，除了边疆、农村，加大中心城市建设投入，不会有很大偏差。我们有劳动力、基本技术力量、基本管理力量，如果有继续扩大内需的需要，往这个方向走，这显然是政府要发挥好作用的领域。

另外，还有一系列科技重大专项，如大飞机。我理解大飞机项目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它不仅要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里各种产业链，而且从和平崛起国际竞争战略角度来说，我们必须站上这个制高点，还有包含作为现代化国家在国际竞争战略中地位态势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世界上现在可以称作有战略地位的国家或者国家联盟，有大飞机的就只有三个：美国、俄罗斯、欧盟。欧盟中的法国、德国两个国家，历史积怨甚深，但上世纪60年代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搞大飞机，各自搞搞不成，就合作搞。经过几十年，政府强力投入，惨淡经营，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终成气侯，空客和波音可以平分秋色了。中国人现在要搞大飞机，就和当年勒紧裤腰带搞“两弹一星”是一个道理。现在大飞机已经作为重大专项第一个启动了，成立了公司。

还有，转基因生物技术重大专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中国东北的大豆世界闻名，现在还有名吗？早已经被美国、巴西等国的转基因大豆把市场冲垮了，现在国内市场上80%大豆靠进口，就是竞争不过人家的转基因产品。而且据预测，再过几年，有可能整个中国自产大豆就没有市场了。我们不能老受这样的制约，老吃这种亏。现在要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争取在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占领若干个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