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2）

再简单看看这两次调控有什么不同。从客观方面说，这次的外部冲击力度更大了。上次我们对付的是亚洲金融危机，这次被称作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而且是被格林斯潘称作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把这次金融危机和1929年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所造成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一段时间完全可以用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他们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开放方面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国际竞争，进入国际化进程，有着非常高的外贸依存度。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和外部世界封闭的状态。在整个世界的互动关系里面，目前中国的份量相对还低，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20左右。而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1/4以上。如果把美国和其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放在一起，那么他们的比例要大得多。所以，在互动中我们不得不跟着人家动。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来，从80年代起，美国每一次经济拐点出现后，中国经济是跟着它走的。当然，现在中国也有十分值得世界各国关注的特点，就是在世界经济的增量里，中国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各国也不敢小看。

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体现在增量和发展势头上，但总体而言，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去救世界，首先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次，中央下决心也非常快，出手快，出拳重，这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另外客观地说，我国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前几年，中央决策层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提出要求，把工、农、中、建最主力的国有独资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在风暴袭来时，已经基本完成改造。最后一家农行，现在也在整体框架上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们的抗风险能力，主要银行的整体结构、管理水平与1998年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国没有金融危机，遇到的是来自外部金融危机的压力。以往宏观调控经验使我们在着力点的考虑上更全面了，政策配套等方方面面从一开始就全面展开。我们注意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政策转型时，提到了有应急措施，例如去年年底之前有1000亿追加投资，同时又有2009年到2010年4万亿投资的安排。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有一揽子计划，也就是有全面性的规划。那么，我们也更有条件调动市场机制来呼应政策转型。

1994年财税实行了配套改革，初步建立了跟市场经济匹配的分级分税财税框架，形成了财政、货币两大政策间接调控的体制框架。1997年我们就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软着陆。那时，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在市场方面得到的呼应只是初具形态，企业开始对于经济参数、经济杠杆手段有了逻辑上正常的反映，但那时的市场发育状态跟现在比要低一些。又过了十年，现在的市场发育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我们有望通过宏观层面的政策转型，相对而言更顺利地拉动民间资本、社会资本跟进，实行短周期的政策操作，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在政策的分工里，货币政策主要侧重于总量调节。在我国，中央银行的调控是调控整个经济中银根的松紧。货币是经济运行的媒介，有人称之为现代经济运行里的血液循环系统。而货币调控实际上是中央银行手里要掌握的总量调节工具，对银根松紧的反周期调控是基本的目标和要领。

货币政策调控能不能够附加上结构上的导向呢？从一般的观察来说，它的表态、一些具体的对社会宣布的信号可以包括这部分内容。比如现在银行系统非常强调支持中小企业、支持“三农”，但在实际的运行机理上，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个锦上添花的运行系统，不可能做非常严格、细致地区别对待的结构优化调节。因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商业性信贷资金的运行基本是一个追逐成本效益、分析直接效益的运行机制。所有放贷环节要观察的是，要追加贷款的企业效益如何？风险是不是可控？特别是能不能有把握把风险控制在低水平的同时，贷款回报前景很好？就是要追逐那种在直接效益上衡量的效益水平有保证、风险很低的项目。因此，实际上就实现了市场经济基础机制所要求的最优化配置。这种资金拉动的资源就越来越多地流入直接效益高的领域和项目。对于货币政策调节的商业性经济系统和带动市场经济基础机制调节上的逐利活动无可厚非，市场经济就是这么一个配套的基础机制。但除了成本效益分析所追求的直接效益之外，我们还得承认，经济和社会生活存在着综合效益、社会效益、发展后劲、超越市场眼界的公共产品提供、服务弱势群体等需要。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之为雪中送炭的需要，它是要区别对待的，要在结构优化上来掌握。那么，这样的供给责任主要落在财政运作身上。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调控的同时，更多地要承担优化结构、区别对待的责任。而且在应对周期不同阶段的压力时，这两个政策的表现也有明显的不同。有人说货币政策像绳子，经济列车跑得过快，用这个绳子比较管用，可以拉住它，但经济低迷、列车跑不起来时，用绳子是推不动的。而货币政策是经济健康时抽紧银根，经济反映相对快一些，随着经济温度的回落，物价也跟着回落，货币政策显得比较管用。到要给经济升温时，1998年和现在我们都碰到这个问题，货币政策一再动作后，效果却迟迟不能表现出来。那么这时就要特别需要财政政策配合，从总量扩张方面再增加力度。而且财政政策在扩张方面，从政策发力到见效果时间间隔比较短，因为财政政策有些东西比较便捷。比如政府安排4万亿投资，一旦运行，马上就要具体化到项目；项目一确立，资金就要跟着走；资金投入了，项目本身的定单就要发出去，经济生活很快就感受到它的拉动力。财政政策在配合总量调控同时，又要配合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财政政策要侧重而货币政策不可能实际发挥更多作用的领域。两项政策协调配合还有结合部，这个结合部就表现在国债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在其他的事情上也要互相呼应。以上是两大政策运行的基本格局。

当前经济形势与前瞻

前不久，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经济运行指标的统计结果，我个人的评判是，总体大致符合预计，可以在形势研判方面举出以下这么几点。

第一，在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两大政策转型之后，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力已经在显现。从采购经理指数、经济景气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等到一季度用电量、汽车销售量、住房成交量、铁路运量、港口吞吐量，再到更综合性的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的数据都是向好的。比如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现在已经回升到52%以上；原来是一路下滑的用电量表明经济生活活跃程度不足，而开始企稳回升了；铁路运量、港口吞吐量也与经济活跃程度联系在一起。这些指标的向好说明经济的回暖在方方面面可以得到印证。综合指标的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数据都是向好的。一季度投资已经达到28.8%，新开工项目增加达到85%以上。外贸出口形势严峻也在意料之中，但从环比看降幅已经明显收窄。另外，信贷增量非常高，年度信贷投放指标为5万亿，一季度就投到了4.2万亿以上。有人担心，这样的投法是不是马上物价就要上升，就会通货膨胀了？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因为一季度的物价是明显走低的，既然物价在低位上，且还往下走，表明通胀压力已经得到了消解，现在没有必要着急考虑会不会马上通货膨胀的问题，而现在信贷方面从松的状态是有利于积极防范通货紧缩压力的。什么时候物价平稳了，什么时候再把银根放松的力度往回收。物价略有上迎势头时，再考虑如何让它平稳、温和，而不会变成过于明显的通货膨胀。而这样的时间段我们是可以预期的。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一点儿也不担心短期之内通货膨胀会回来。现在主要的注意力应该在政策效力发挥作用以及再往下如何掌握上。

第二，现在从龙头指标看，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龙头指标就是GDP。现在，各个方面都对GDP有很多的指责，其实GDP本身看不出来经济生活的质量，看不出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看不出防止浪费、防止挥霍做得怎样，看不出来政策的失误不失误。我们举一个例子，前几年经常看到路面被扒开铺设管线，老百姓说这马路装拉链呢。把路面挖开一次、埋填一次，GDP都增加一次，但老百姓认为这是低效劳动，政府连总体规划都掌握不好，折腾来折腾去。所以GDP这个指标很受人垢病，但在经济的调控方面，现在找不到更好的指标来做龙头指标。

现在不得不用总体指标GDP来看，那么第一季度的6.1%说明，经济增长还处在比较低的状态上。6.1%在中国是相当低的速度，与年度增加8%左右目标相比，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咱们粗算个账，如果按照一季度6.1%假设二季度达到7%或更高一点，三季度达到8%或更高一点，四季度还一路往上走达到9%或更高一点，全年算下来，我们的GDP大概就是7.5%高一点，勉勉强强能够达到8%左右的目标。所以从经济指标来看，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2008年度GDP的运行轨迹是从2007年度13%的高位一下子滑下来，滑到四季度的6.8%，经济运行形势不管是V型还是U型、W型，已经形成了非常陡峭的往下落的曲线。从去年四季度6.8%落到今年一季度的6.1%，下落速度明显收敛。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他的文章中把这个数据做一个分析，把不可比因素剔除掉，比如一季度包含春节等，GDP环比增速的最低点不是一季度，而是去年四季度。按照他的判断，中国经济在这一轮运行中已经触底了。我认为，保守地说，受外部金融危机冲击滑入低迷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正在接近底部，或者正在完成触底。按照易纲副行长的说法，我们已经完成了触底，但要达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8%左右的目标，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讨论8%左右的年度经济工作目标的表述时，有人明确提出不同意见，说过去从来没有用过左右这样的表述，如果表述为今年8%左右，是不是显得信心不足？作为一个讨论者，我认为8%左右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对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预测，而中国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来自外部，我们不得不受到外部变化的巨大影响。提8%左右并不意味着信心不足，过去的经验已经表明，我们在年度操作中还有操作余力。所以，在可动用的安全空间里的政策储备和有必要时候的动作也是我们信心的组成部分。所以，如果说一季度的经济指标还不太好看的话，我们要更多地看到经过努力，它有可能一步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争取让今年中国经济的“前低”比较顺利地转入“后高”。

从财政指标来看，我的评价是一季度的财政收入指标相当难看，这也是意料之中的。财政收入一至三月累计同比降低8.3%，减收了1329亿元。如果和年度指标一样，财政收入也要增长8%，那么反差是非常巨大的。具体分析，财政收入的月度环比还是向好的。一月份同比下降17%以上，一至二月份累计就变成下降11%以上，现在一至三月份累计是8.3%的降幅。降幅较大的原因除经济增长率走低、企业效益下滑、政策性减税较多（含出口退税大幅增加）之外，物价下降使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去年同期结转自上一年的收入比重较高等原因。同时还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比如今年一季度成品油税费改革使国内消费税大幅增长38.5%。如把去年一季度和今年一季度不可比的因素都作剔除，纯因经济下滑带来的减收因素，粗估也应有700—800亿元，凸显了由经济低迷所造成的财政困难。财政面临由经济低迷和主动结构性减税所带来的困难局面，财政要准备过几年紧日子也是预料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