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积极探索环境保护道路

核心提示:关于环境保护有两个不争的观点:一是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复合体,二是环境问题没国界。当今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关系到该国领导人的威信问题。有一个规律,就是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容易忽视环境保护。最近,我们对40个城市和3个省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有些情况相当严重,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又重新被提上日程,甚至已经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设备和企业又死灰复燃。相当一部分欠发达地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了东、中部地区的污染产业。

主要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提高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二是举全局之力推进环保工作的历史性转变,三是坚持以生态文明为指导,积极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四是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如何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

环境问题表面上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一部环境保护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发展的历史。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保政策。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就是把经济跟环保搞成“两张皮”,把环保工作放在了经济的对立面,环保工作的推进难度很大。

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也是自然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背后还是文化沉淀的问题,这些因素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问题复合体”,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污染防治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经济模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消费方式问题。

目前,关于环境保护有两个不争的观点:一是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复合体;二是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当今世界已经把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负责任的问题,也关系到所在国家领导人的威信问题。在对待世界上这个最复杂的问题上,有经验也有教训。

历史上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沉重的代价。世界八大环境公害,向人类社会敲响了保护环境的警钟。1955年,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呼吸系统衰竭死亡人数达到400多人。1952年12月,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由于冬天燃煤烟雾引起的污染,四天内导致4000多人死亡,此后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丧生,骇人听闻。日本在二战后,经济盲目发展,结果发生了水俣病、骨痛病、米糠油等公害事件。今年是水俣病事件53周年。水俣是日本海边的一个小镇,为发展经济,建了一个大化工厂,但没有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直排入海。工厂投产以后,当地村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一度非常繁荣,十二年以后由于长期大量食用含汞污染的水生生物,开始发病,最开始是猫自杀、狗自杀,最后是居民死亡,共确诊了2265人,死亡了1573人。2006年,在水俣病事件五十周年的时候,日本几名80岁的老人联名致信我们的总理,希望中国不要走日本的老路。日本政府50多年来对民众赔偿问题至今还没有结束。经济学家把没有环保的繁荣比作“推迟执行的灾难”。

第二阶段是宝贵的觉醒。在人类社会对环境污染觉醒的过程中,有三本警世之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本是《寂静的春天》。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调查了使用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把当时比喻成没有鸟鸣的春天。她指出人们一方面在创建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中”。当时这本书受到了很多非议,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出来攻击,惊动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出面支持这位生物学家,肯定了她的见解。国际上认为这是一个生态学时代的开始。第二本书是《增长的极限》。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聚会罗马并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的代表预言是如果不搞环境保护,世界将面临“灾难性的崩溃”。该书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运动的开展。第三本书是《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1972年,受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与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撰写了这本书,作者在书中指出,“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的生命体系”,“如果对地球培育出真挚的忠心的话,人类社会有希望长期生存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这本书被视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地球伦理学的基础。三本书的出版,让人们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1970年4月22日,从美国的西海岸到东海岸,有2000多万人走上街头,高举着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和招贴画,高呼口号“人类保护环境就保护人们自己”,将反污染运动推向高潮。此后,这一天被定为“地球日”。

第三阶段是奋起的飞越。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世界各国开始了共同保护环境的征程。那时我们还处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当时的观点是社会主义不可能造成污染,谁要是说我国有污染有公害,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看到了污染的趋势和严重性,强调不要把环境污染看成小事,不能再等了,我国才派了代表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第二次是1992年召开的里约环发大会,发表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全人类的共同战略,找到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第三次是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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