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3）

我国在社会领域的投融资体制需要改革，一是要改革政府，应该通过项目招标的方式，通过各种方式培育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去提供公共服务，来建立一个政治和社会之间的良好的互动关系。二是提高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进行社会管理的财政能力。理顺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政府管理创新和政府自身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近来有人提出，要通过进一步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甚至通过法律的规范来解决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管理问题。要解决好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首先要解决投融资体制的创新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这几年，北京市在社会管理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成立了北京市社会工委，各区也成立了社会工委，各街道成立社会管理中心、服务中心，还准备搞枢纽型的社会组织来对社会组织进行协调管理。社会组织应该怎么去管理？现在主要针对社会组织自身，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社会组织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前独联体的颜色革命。另外，一些社会组织会不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和国家安定问题？大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的想法是，要放开一大片、控制一小撮。放开一大片，就是对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类社会组织应该放开，让它们承担社会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包括进行各种矛盾调节和各种沟通的社会组织都应该放开。控制一小撮，就是对有不良政治企图的社会组织要坚决予以取缔和控制。任何国家对于社会组织参与政治活动都是非常戒备的。美国的社会组织很发达，社会组织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政治活动也相当警惕。美国有8个法律条款来管理美国的社会组织，它把社会组织分成从事教育、从事慈善、从事宗教等8类，每一类社会组织都有相应的法律条款。每个条款里面都有一条规定，就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政治活动，如果社会组织从事这些政治活动，有两个应对办法：一是取消税收优惠，二是不能在非营利组织法里登记，而要到正常法里去登记。除了美国，像亚洲的菲律宾、印度、印尼等国也严格禁止社会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怎么进行分类管理，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法规，完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特别是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服务。

另外，要通过服务来实现创新。我们政府现在自身在进行改革、创新，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但公共服务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提供，既没有那么多的能力，也没有那么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培育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对它的管理。比如美国有150万个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资金的40%是政府提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香港社会组织80%甚至100%的资金都是政府提供的。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目前许多民间组织为什么难管？一是社会组织自身困难，二是政府没有提供资金，于是这些民间组织就找一些国际组织、找外国大使馆要钱。别人给了钱，就得按照别人的意图来办事，这样就不容易对其实行管理。现在，我国就业压力很大，很多社会组织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北京市搞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创新很好，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比如说这个枢纽型的社会组织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管理各类社会组织？我想这需要通过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来实现创新。同时，要配合政府转型，推进公共服务来实现创新。

第三个问题是应急管理体制的创新。我国建立应急管理体制的时间不长。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开始建立应急管理体制，经过五六年时间已建立起基本的体制机制，包括法律体系，包括各级政府内设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但我觉得这个体制机制存在着一些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强调应急管理体制中的社会责任。这涉及到谁是突发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者？我认为突发事件的第一反应者可能不是警察，可能不是消防队员，而是当事人本身。如何提高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是最重要的。去年“5·12”大地震后，救援人员在第二天下午2点多才赶到现场，但这24小时里如果那些受灾的人有一定的应急意识、应急能力，有一定的应急药品食品，可能伤亡会少一些。去年雪灾时，50多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一位等车的女同志被踩死了。如果当时信息畅通，大家有一定的应急意识，就可能不会出现踩踏事件。

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应急事务管理署，内设有一个专门跟社区联系的机构。“9·11”事件以后，联邦政府拿出30多亿美元对美国居民针对灾害事件、传染病事件、火灾事件等突发事件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来提高居民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建立居民之间的应急网络。到去年为止，美国有70%的社区居民参加了培训，每个家庭都备有供三天用的食品、药品。所以，应急体制创新必须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除了应急准备以外，还要让社会参与各种事件的应对，包括救灾。要让社会公众参与各种应急预案的制定，这样到时候就比较容易动员。我们现在往往很多预案都是个别机构自己制定的，公众不知道，执行起来就比较麻烦。公众是政策的受益者，是政策的执行者，不让公众参与，将来的执行就有问题。为什么有些政策今天才颁布，明天马上出一个补充意见？因为老百姓马上就有反应，有些部门是拍脑袋定政策。比如对社区工作政策征求意见时，北京、上海、广东的一些同志说这个政策手段落后，目标太低，而青海的同志也说这个政策不行，理由是目标太高。这是因为中国东西部差距较大。美国在2005年修订社会组织条例，我去国会旁听他们听证时，他们已经听证过100多次了，过了一年又听证了100多次。经过200多次的听证会，这个条例才获得通过。这么做的好处是大家都参与，从不同的角度提意见来完善，在参与的过程中老百姓对政策也有所了解，最后执行起来就比较容易。所以，应急预案的制定一定要考虑公众的参与。

怎么来创新应急管理体制呢？我想应该考虑四点。第一，通过广泛的社会讨论来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应急预案。第二，通过培训教育来提高市民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通过各种宣传和教育提高个人责任。第三，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宣传应急准备理念。例如，时刻准备着应急理念活动可以与文艺、体育等娱乐活动相结合，通过散发小册子等方式把提高居民应急意识和能力的宣传深入到家庭、社区。第四，建立应急网络。美国的社区应急网络建得挺好。比如在一个社区里，社区居委会对居民的工作职业情况进行了解，例如社区里有医生的，就把医生的职业背景、联系方式进行登记，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就可能组织这些医生来进行应急处理。另外，还要加强应急管理的各种演练。最近美国举行一次有500万人参加的应对恐怖袭击的演练，像这样的演练，美国经常举行。而我们的好多应急预案往往是写在本子上的，放在办公室里的，基本上出现事件是用不了的。

第四个问题是收入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创新。分配机制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近来有人在网上说我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这不一定准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这是收入分配中的一个大问题。这次应对金融危机，我们的内需启动不了，反映了收入分配的问题。因为农村的消费能力低，中西部的消费能力低，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低，而能消费的是一个不大的群体，我们必须依靠外需。而国际市场一疲软，今年1—5月份我国出口下降26%，进口下降20%多，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下来了。

还有各类资源的改革不到位，包括各类资源产权的改革不到位，群众利益不断地受到侵害。比如去年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背后就是一套利益机制的问题。2004年，由贵州瓮安玉山镇政府主导的一轮矿产资源抢采闹剧，为当地的黑帮势力——“玉山帮”壮大培植了“黑色土壤”。“三鹿奶粉事件”的背后也有个利益问题。因为奶源不够，就加水，加了水奶太稀，就加上化学原料。为什么奶源不够呢？奶农不愿意养牛。为什么不愿意养牛？牛奶公司把价格压得太低，奶农没钱赚。类似的问题不止出现在牛奶中，其它的食品也同样存在。所以，收入问题和利益协调问题是当前我国群体事件、社会冲突最根本的问题。改革的实质就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导致新的利益格局出现。改革让已经获得利益的群体拿出一部分利益来支持弱势群体，这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