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松：60年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2）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面对四十多个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尽快建立重工业基础来增强国力、抵御外敌。所以，1953年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一百年，国民党统治榨取二十二年，直到其撤退台湾又带走了国库中的92万两黄金、几乎全部外汇储备和大量的国家资产。这些东西在台湾复兴、建立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幅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大规模经济建设严重短缺的就是资金。当时苏联帮助我国设计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而且以最优惠的条件提供总共1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可这部分贷款在我国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中只占3%多一点，因为我国要用7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七百多万两黄金来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建设。因此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就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积累。首先是工业积累，用轻工业的利润拿来投资重工业。同时，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有相当一部分积累来源于农业。所以1953年时碰到的问题就是粮食紧缺，国家立刻决策实行统购，粮食、棉花、油料等相继实行统购，凭票证购买，这样就把国家所需要的大宗生产资料、原料掌握在手里进行工业化建设。这意味着通过当时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5亿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初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然而发展重工业不仅需要大量资金，且建设周期长，它的产品、生产的工作母机、大的钢铁炉等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全体人民就不得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在资金短缺、物资匮乏的时期，要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来配制有限的资源以确保156项重点工程建设。这就是我们之所以采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原因。

工业化是启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方面，首先要实现工业化，才谈得上全面现代化。当时，允许发展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对发展生产、活跃经济起了不可忽视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与国营合作社争原料、争市场，就不可避免地和国家已经开始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发生矛盾冲突，所以1953年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的需要。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这个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奠定的制度基础。所有一切的发展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前提下进行。这是我们所说的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用社会主义方式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含义。从这时开始，我国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和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安排是一种外援性的，也就是照搬苏联模式；同时也有内生性，是我国自发要求的，也就是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现实需要。所以，当时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在旧中国经济遗产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

1953年到1957年，我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和自力更生，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就是说，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了。像鞍钢进行三大工程改进，年产量很快从原来60万吨一下提高到几百万吨。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一共建设了694个大中型项目，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这五年里，我国工业技术基础得到加强，生产水平有较大提高，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达到18%。农业总产值稍微低一点，达到4.5%，也超过了“一五”计划的指标。总的来说，在“一五”期间，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效果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个时期国家是不断增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体制、物资分配体制、劳动工资等。因为当时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比较简单，全国国营企业只有几千家，所以计划经济效果比较好。但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日益复杂，到1976年-1978年的时候，国营企业已经发展了30多万家了，经济统计资料的可靠性低，特别是农作物产量预测性很差。实行计划经济的管理成本相当高，效益却很低，所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就一步一步暴露出来。

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寥若晨星，市场调节退出经济领域，商品化程度大为降低。在计划体制下，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户籍身份制度区分了农业人口、非农人口，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实际上，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指标，城市化进程受阻不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对此，我们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1956到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国家用计划手段集中调配资源，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发展就有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果。但另一方面，党的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但可惜的是很快出现了失误。

1958年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其中有我国当时所处在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环境的问题。后来搞备战备荒等都是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作出的决策。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一直采取敌视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在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六十年代以后，本来是友好结盟的中苏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从六十年代初中期大陆周边的形势看，我们东部对面是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军事援助下，利用大陆1959年—1962年经济困难局面，叫嚣反攻大陆，连续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派出了几十股的武装特务。美国U2高空侦察机、无人驾驶飞机、间谍卫星不断深入中国腹地拍摄军事情报，并且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两次核武器演习。在南部边界，1962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过去美国出钱出物援助西贡，变为直接派出特种部队，并表示不承认有任何武器限制，潜台词就是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并且可以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在西面，1962年10月、11月，印度军队悍然由中印边界东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印度认为西藏和平解放是侵占了其在西藏的固有利益，于是就越过“麦克马洪线”向我方进攻。在北面，从1960年起，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侵占中国领土，挑起驱赶殴打绑架中方人员事件。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苏联策动了几万中国居民外逃。1963年，苏联和蒙古签订了针对中国的边界防务条约，随后苏联派重兵进驻蒙古。以上事实都说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非常严峻的。同时，中国原子弹已经研究成功，并且从许多信息和情报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紧张的国际形势使得党中央、毛泽东对于战争危险的估计日益严重。上世纪60年代正在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陈云、刘少奇提出解决吃穿用的问题，40%以上的投资转到三线建设。从长远看，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对当今的西部大开发、整体区域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但在那时，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没吃没喝也要干，还有所谓“山散洞”，过分强调了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因此，60年代的经济建设带上了浓厚的战备色彩。另外一种情况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一直对苏联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绝对化倾向、教条化倾向。从五六十年代开始，首先是波兰、匈牙利，接着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先后兴起改革。随着苏联出兵解决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苏联的霸权主义日益发展，中苏关系发生了严重分裂。在国内，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有的地方出现了像安徽凤阳的包产到户。这样的生产经济方式的改变是老百姓自己创造的，但当时被认为是分田单干，是集体经济的倒退。于是，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四中全会上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后来进行了反修防修的运动。

1956年到1966这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事业的干部。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那个期间建立起来的，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以及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那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主导方面。但另一方面，在1957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干扰了现代化进程。“左”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左倾错误的积累最终压倒了八大以来的正确路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造成十年动乱。在社会主义探索的这十年中，我们经历了曲折，因为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实践，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缺少规律性的认识。我们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没有规律性的认识，加上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发生了曲折，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突出了反映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