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2）

再比如形而上学。很多人一听形而上学，就好像绝对都是不好的。其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非常深刻地剖析了辩证法是怎么超越形而上学的。恩格斯讲，过去几千年来，人类的思维活动由于当时科学不发达，生产力落后，所以人们思考问题基本上是在一个常识的范围内，不是科学的范围。常识跟科学的区别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知道天会下雨，会打雷，这是常识。我们知道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打雷，这是科学。过去几千年，至少在18世纪自然科学开始兴起之前的很长时间，尽管人们也在探讨这些问题，但是人们并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些问题。所以，恩格斯说那个时代，我们称之为人类社会是生活在一个常识的范围之内。但是恩格斯接着讲，常识本身是最可尊敬的东西，换句话说，形而上学在常识的领域是可尊敬的，它也并非一无是处。恩格斯讲，只有当我们的思维逐渐走到一个广阔的领域，当我们超出了常识的范围来到理论领域的时候，如果还坚持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会碰到问题。我们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可能会一叶障目。特别是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讲，形而上学最大的危害在哪里？它的错误的本质在哪里？它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在一种绝对不相容的两极中思维，就是一种极端思维，认为好的东西就是绝对的好，坏的东西就是绝对的坏。所以恩格斯引用形而上学者的话讲，就是“A就是A，B就是B，除此之外都是鬼话。”这才是我们最需要去反对和防止的形而上学。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少一点最起码的了解，就试图去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评价，乃至对它说三道四，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所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系统地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至少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的ABC吧，要从本原上来领会马克思主义。

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晚年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对当时俄国革命者，恩格斯要求他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所以科学的态度就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义。坦白地讲，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相当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走弯路，恰恰是因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能够科学地对待。这一点在恩格斯晚年就已经有所表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但是一些所谓的工人阶级政党，或者说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当时有一些人，实际并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有的人是言必称马列，开口闭口就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但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当作了一种教义，一种教条。对此，恩格斯在他晚年多次对这样的一种倾向进行过严肃的批评，甚至引用海涅的两句话“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我们收获的却是跳蚤”指斥那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其实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义，当作教条，完全没有根据自己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思想。

第二点，就是要正确探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应当旗帜鲜明的讲，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前面讲的，马克思主义有它自身的阶级属性。作为共产党人，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掉的。

前一段时间，网络上面有一个帖子，据说是一个90后的年轻女孩发的。她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白毛女当年为什么不嫁黄世仁呢？她认为，喜儿完全可以嫁黄世仁，说黄世仁又年轻，又有钱。女孩甚至说，她可以不爱黄世仁，但是她可以先嫁给他，用他的钱，甚至拿他的钱到国外去留学，将来学成博士回国了，再把他一脚蹬掉。这反映了现在一些年轻人的想法。对这个问题，网络上讨论得很热闹。我倒是觉得，这个问题说到底反映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思想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好像不太多去说政治立场问题了，不太多去说无产阶级立场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是回避不掉的。就像过去我在大学里面给法学院的同学上课，有一个同学也是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杨白劳和黄世仁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黄世仁是债权人，杨白劳是债务人，说按照《经济合同法》，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杨白劳凭什么不还黄世仁的钱？我当时就跟这个同学讨论了，我说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首先有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你要站在谁的立场上。如果是站在当时千百万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的立场上，大概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当然即便从法律上讲，那个《经济合同法》也是非法的，因为经济合同是强调在平等的经济主体、平等的法律主体这样的条件下，完全自主签订的一个经济合同。但是在当时中国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地主阶级压迫欺凌广大贫苦农民的那个时代，杨白劳这样的贫苦农民完全没有平等的经济主体地位，这个合同完全在这种强迫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不能够完全体现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签署的。所以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政治立场到哪去了。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当年就曾经澄清过一个错误的观点，有一个叫海因岑的人，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是一种理论原则，是一种学说。恩格斯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恩格斯进一步讲，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它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纯粹理论的东西，即便说它是理论，它也只不过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这段话说得非常深刻，所以我们今天在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制定公共政策，作为执政党，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那么在这当中，我们要不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呢，这显然是需要的。所以很多问题，我们都应该要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当年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分“三步走”的目标。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讲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我们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那么，达到共同富裕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先富带动后富这样一个过程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的价值原则，但这里同样有一个基本的无产阶级党性立场问题。比如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什么样的人先富起来？难道是让执政党的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先富起来吗？还是让那些拥有巨额资本的人先富起来？还是说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考虑让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为主体，怎么样解决他们的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说一个具体的问题供大家思考。比如说，每年春节我们的火车票都要涨价，我就想，如果把这个问题和政治挂一点钩，或许会让我们思考很多东西。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春节总是要回家的。一年在外辛辛苦苦的这些民工们，他们到了春节可能都要千里迢迢地回家，但这时，我们的火车票涨价了。原来我们的理由是说这是市场经济，而市场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其实，计划和市场本身是手段，确实是没有什么阶级性，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市场经济是有阶级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两种，要么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资本市场主义市场经济，要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之间本身就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怎么没有阶级性呢？有人说市场经济不过是配制资源的一种手段。那么，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配制资源的主体是谁，就是谁来配制资源。第二，配制资源的目的是什么，为谁配制资源。所以春节的时候，国家用公共政策来实行大规模的调价，我觉得这是个错误。当然我们这样讲，也许有人说你这个是不是说的太高了一点，太牵强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正确判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立场，我们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点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这是群众的观点。其实这次十七届四中全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觉得都可以联系起来理解，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当中的很多提法，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比如说我们这次加强党和改进党的建设当中，明确提到了“四个着眼于”，也就是立足点，其中最后一个“着眼于”，就叫做着眼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我们执政党的根基所在。它本身也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的社会理想。共产党还是要讲一点理想信念的。当年毛主席就说过，人是要一点精神的。小平同志也讲过，过去我们革命那么艰难困苦，比如说我们红军当年万里长征等，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挺下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这个理想信念是绝对不能丢的。反过来看，比如今天，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成了贪污腐败分子，他们被揭露出来，表面上看都是经济上出了问题，其实深层次的都是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已经与党和人民严重的离心离德，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执政党来说，确实太重要了。

下面我们说一说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实际。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也就是从我们党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这段时期由于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和实践经验不足，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主要是犯了两个错误，一个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个就是把当时的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这两个错误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特别是从1931年开始的“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这个错误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了红军不得不丧失中国苏区，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党和红军几乎是陷入绝境。直到遵义会议后，我们才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一个科学命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的说，就是要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前面讲到，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是教义。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但是，放置四海而皆准也一定要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具体环境当中去才是真理，否则的话，就不是什么真理。所以一定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到本国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