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十二五”时期的国内环境?
一是国内环境的有利条件。主要是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大,要素组合优势比较明显,微观经济活力和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增强,政治稳定,党和国家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二是内部挑战也很突出。这里我列了八点: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投资消费关系失调,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明显,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国际收支不平衡,社会矛盾复杂多发,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仍然较多等,这些我不一一展开讲了,主要讲以下两点。
其一,投资消费关系失调。2009年投资拉动对当年GDP增长贡献8个点,消费拉动的贡献是4.6个点,这是1986年以来消费对当年GDP贡献最大的一年,进出口贡献的是负3.7个点。不难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进一步失衡,这就给“十二五”规划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如果“十二五”期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继续发酵,而我们既要扩内需,又要调内需结构,就是调整投资消费的关系,调高居民消费在经济总量当中的比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现在看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相当困难的。要提高消费是很不容易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党和政府提出投资消费双拉动。比如,以前七户人家的总电表是15安培,通过城乡电网改造把照明电改为动力电,每一户的电表是30安培,通过投资拉动了家用电器的消费。即使如此消费增幅只有8%—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经济增长仍然是靠投资拉动的。2008年、2009年我国的消费实际增幅是16%—17%,剔除价格上涨因素,用了10年的时间才翻了一番。而投资一年就可以增长几十个点,所以在应对经济短期波动时,要想扩内需,最见效的就是投资,但这给投资消费关系的调整带来了新的挑战,“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努力使二者的关系更为平衡一些。
其二,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最近在讨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要结束了,拐点即将出现,不过也不是马上就结束,至少还有5年的人口红利期。我国人口学界的测算结果显示,到2015年、2016年我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增长高峰结束,但由于我国人口的基数很大,在拐点出现之后每年仍有700—800万新增劳动力要就业。
现在很难雇佣到熟练技工,随着产业的转移,这种问题还会进一步出现,比如东部的制造业转到中西部,中西部的农民工就不到东部去打工了,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2006年对东、中、西三大地带2700个村的调查,74%以上的村已经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可以再向外转移了。那么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还有1亿多,他们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这些人是很难出来打工的。
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意味着以往靠低成本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也就是吃人口红利的增长模式要转型,否则我们最多再坚持5年,如果到那个时候再转型代价会更高。
第二,关于主线的重要概括。
五中全会有许多新的提法值得我们注意,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本身的事儿,必须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以此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不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型,就可能是一种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发展。这些概括都是比较有新意、有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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