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的需求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

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核心就是三个“主”：科学发展是主题，发展方式是主线，经济结构调整是主攻方向。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结构转变，即需求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转变、要素结构转变。

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二战以后，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通过努力先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而阿根廷、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究其原因就是三大结构转变出了问题。

日本是二战后迅速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个典范。1947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只有47美元，1955年是209美元，1965年是890美元，1970年是1940美元，1980年是1万美元以上，1988年是23000美元，超过美国。为什么日本能从47美元较快上升到目前的3万美元？它有如下几条经验。

一是产业结构转换顺利。日本二战战败以后，利用人力资本和大量剩余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了十几年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积累了资金，第二阶段发展重化工业，像我们现在一样炼钢铁、搞水泥、修路、建桥，由于钢铁过剩，日本的很多桥都是钢铁建的。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日本开始搞高加工度化产业。20世纪末期，他们的产业结构又开始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型方面转化。现在日本在机器人领域是很厉害的，日本的高档数控机床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二是需求结构能紧密配合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穷，储蓄率低，所以它的投资率非常低，20世纪50年代初时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只有20%多。现在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4%—45%。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重化工业的时候，它的投资率就提高了，达到将近40%，基本适应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变换。最后日本要建立消费型社会，需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投资率开始下降。

与投资率变化相对应的是消费率变化。消费率就是消费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消费率从70%多一直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59%，1970年以后开始上升，目前是75%。当前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这是比较低的。

三是社会结构变化。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日本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工资上涨非常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日本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候，基尼系数只有0.3。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快到0.5了。由于日本的收入差距非常小，中产阶级成长非常快，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中产阶级在社会上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此外，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城市化率也就是城市人口也达到了70%。中产阶级比较理性，所以社会就比较稳定。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要么是一个强权社会，要么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民主社会。

四是政治结构。日本的政治结构也就是民主政体转换成本最小，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占领，美国引进西方民主到日本以后，日本的权力结构开始变化。皇权被高高挂起，真正的决策权在议会和首相府，而议会和首相府由选民来选，议会和首相府互相制约。

韩国比日本后发展二十年，但韩国也很快成为高收入国家。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0美元，1970年是270美元，1977年是1000美元，1980年是2330美元，1990年是5770美元。大家记住，1990年是韩国的转折点。1990年的5770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万美元。2002年韩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9900美元，2007年是15000美元。韩国的经验跟日本的经验差不多，都是顺利地实现了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社会结构等结构的转变。

巴西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是军人政府掌权，军人政府上台以后强制推进经济发展。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国民收入是2790美元，这时候韩国的收入比巴西高1倍。2006年巴西的收入是4730美元，只是韩国的四分之一。巴西跟韩国比，是典型的“醒的早、起的晚”，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巴西的产业结构转换不成功。军人政府上台以后盲目搞进口替代战略，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推进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业。当时巴西的劳动力特别多，巴西的土地是大地主所有制，好多佃农在农村没有地就进入城市，而政府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却搞什么进口低碳、重型工业，像我国改革开放以前那样重工业优先，但国家又没有钱，劳动力又不能变成钱，最后只能引进外资，结果导致外债过多，核心产业竞争力缺乏，失业率居高不下。

二是巴西的需求结构转型也不成功。巴西社会的投资率非常低，贫富差距非常大。巴西一直是富人特富、穷人特穷，两极分化很严重，中产阶级占的比重非常低，所以社会不理性。军人政府倒台以后，巴西的民主政体特别混乱，巴西的贫民窟警察都不敢进去。巴西的基尼系数非常高，1960年时就达到了0.5，1995年达到0.6，就是说，它的这种需求结构不支持它的消费型社会的建立和民主政体的建立。

三是巴西等国家社会结构不稳定。泰国的社会结构跟巴西的差不多，现在泰国是精英领着两个群体在搞选举：一群精英领着农民搞选举，另一群精英领着城市居民搞选举。后来民主不行了，就出现暴力，你打我抢。为什么呢？因为缺乏中产阶级，穷人一般不太理性，哪怕给他一个面包、一件衬衫就跟人走了。泰国是这样，阿根廷也是这样，甚至菲律宾都是这样。菲律宾一直是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它的中产阶级没有壮大到足以支撑社会稳定的程度。

此外，巴西还长期通货膨胀。由于政府没钱，到处借外债，老百姓又没有储蓄，只能发货币，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我记得有一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10%，那一年巴西人民是用塑料袋装钱去买东西。

四是过度城市化。巴西的城市化发展在世界上是很特殊的，它跟印度差不多，城市化优先于工业化发展，叫城市化优先。在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的时候，它的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是56%；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大概是500多美元的时候，城市人口占67%；1990年人均国民收入不到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是75%；人均国民收入到4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是83.6%。首先，这种过度城市化过早地占用了社会资源，导致社会资源没有运用到产业发展方面，使社会发展没有产业支撑。其次，大量人口涌进城市以后，由于政府没钱、没能力为这些居民修路、建房子、提供公共服务，导致一大部分中低收入者享受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

总结各国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国家要培养中产阶级、橄榄型的社会，二是不要搞通货膨胀，三是工业化要跟城市化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