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十二五”时期改善民生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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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难发现，中央对于制订“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一个主题和一个主线，主题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主线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今天我们主要来解读一下为什么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不可持续的

过去这些年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大需求拉力，一是外需中的出口，二是内需中的投资，三是内需中的消费。从统计数据来看，过去这些年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比重是下降的，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度减少，今年这个拉动因素的贡献有可能是零，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上去了，但还不够多，主要还是靠投资把外需那块儿给弥补了。今年中国GDP应该是10%的增长速度，速度并没有减，但拉动因素变了，应该说这个拉动因素的变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靠的是投入，投入土地、资本、劳动、管理、技术等，这个投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构成、贡献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看这个发展阶段的投入特征是什么。农业社会有土地和劳动力就行，工业社会早期有资本就行，再往上走，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准确地预测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准确地预测了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个报告中说，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可谓是“东亚奇迹”。而克鲁格曼却认为“东亚奇迹”根本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它的增长特点跟当年的苏联差不多，就是靠投入生产要素，这种模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如果不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生产力上，增长就难以为继，就会像苏联一样，虽然曾经辉煌，但到后来经济整个就崩溃了。

克鲁格曼批评“东亚奇迹”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里有一个假设，甚至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就是劳动力是稀缺的。在这个背景下，只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但克鲁格曼没有看到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劳动力是很丰富的，是不符合西方经济学这个假设的，如果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再不断地投入资本，那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下去。当劳动力人口远远多于被抚养人口，就可以把经济剩余储存起来，资本积累也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人口红利。因此，我认为克鲁格曼是因为不懂得人口红利而错误地批评了“东亚奇迹”。

中国在过去（至少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一个理论概念，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要想算一算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是多少就要把一些结构的因素变成具体的数量指标，我和我的同事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用人口抚养比来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就是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主要是指小于16岁的少年儿童和大于64岁的老年人。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就在下降，特别是少年儿童的人口抚养比是下降的，也就是说还没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出生率已经大幅度下降了。但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发挥出体制的活力就得不到人口红利，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才逐渐获得了人口红利。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是27%，也就是说超过1/4的中国经济增长是由人口红利带来的。这个结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都有些触动，他们也积极响应人口红利的研究，考虑这样的结论会对当前的一些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争论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多久。

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的话，根据我们的测算可以看到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但下降到2013年以后（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年份，前后可能有所浮动），少年儿童抚养比就不再下降了，老年人口抚养比大幅度提高了，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现象。从2003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今年春节以后全国范围的民工荒，这些现象和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乃至最后消失是一致的。而人口红利恰恰是我们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依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过去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一直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发展模式的潜力还在。但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出现，劳动工资成本在大幅度提高，这就更加迫切地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我们要从人口结构来分析未来的增长潜力是什么，以及未来的压力在哪儿。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维持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