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制度当然有优点,能够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出现什么问题首先是单位来解决,问题都在单位内部化解了,整个社会看着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体制发生了变化,我们主动对它进行了改革,批评“企业办社会”,要求把社会职能从企业剥离出来,这样就实行了就业聘任制、保障社会化、房子自有化、社会服务和后勤市场化等。
这一系列改革造成的结果是单位原有的社会功能弱化,但新的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空档中,当我们生活中遇到问题谁向我们提供帮助?所以社会支持网络越来越偏重于家庭和个人关系。社会学研究消费时还列了一个人情支出,这个人情支出很多国家没有,而我国的人情支出比例很高,所以很多家长在孩子上学、就业、看病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个熟人,认为这是最能解决问题的。
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正式的渠道,转而相信关系是万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上访等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初建立了上访制度,设立了信访局,但改革开放以前有多少人知道“上访”这个词啊?改革开放后十几年也很少听说过,就是最近这十几年“上访”才成了家喻户晓的一个概念,而且问题越弄越严重。我在有的农村看到这样的标语:“一次上访交流,二次上访逮捕,三次上访进监狱。”
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都想做出政绩,所以一届届的干部都是往前看,很少有人愿意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地方干部都倾向于把问题留给后边的人去解决,所以问题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难解决。我认为现在应该认真地清理清理,到底有多少问题,一年拿点钱来解决一两个,逐步把它们解决,不能只顾往前走把问题留给别人,留给下一届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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