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当前经济形势判断与改革开放的若干思考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形势判断经济数字

宏观经济指标六降两升

六降

一降：财政收入；

二降：城乡居民收入；

三降：工业增加值；

四降：出口；

五降：货币；

六降：CPI增值回落；

1—9月出口22.3%（28.6%），同比回落4.8点，7月出口26.9%，同比回落7.3点，8月出口增21.1%，落1.6点，9月出口增21.5%，落1.3点，从7月始进口由33.7%降到9月21.3%，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9月超1.9万亿元。

9月末货币M2 45.29万亿，增15.29%，比上月低0.71点，M1增9.43%，回落2.05点，M0 9.28%，落1.62点。存款余额45.49万亿，比上年末增加6.56万亿，多增1.8万亿，贷款余额29.6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48万亿，存款增加多于贷款3.08万亿。

CPI增幅进一步回落，7月6.3%，8月4.9%，9月4.6%，原材料、燃料、电力价格从1月的8.9%一路上升到7月的15.5%，工业品出厂价格也由6.1%上升到10.1%，为96年来最高，但9月PPI9.1% ……。

两升：

一升：固定资产增长

1-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27%，同比回升1.3点，其中城镇（27.6%）快1.3点，农村（23.3%）快1.2点。前18个月，东中西分别22.6%、35.3%、29.1%，有15个省区超过30%。

二升：消费增长          消费1-9月消费增长22%，同比快6.1点，9月份全国23.2%，前8月市、县、乡村分别为23.9%、24.4%、20.4%，分别快6.1、6.3、6.8、5.0点。前9月由于消费加快增长，同比增加消费额14059亿元，第一次大于出口增加额（13346亿元人民币）。

如何判断今后经济走势

我以为，目前经济从高位回落还未见底，GDP增幅还将继续回落，08年预计全年为10%以下，明年9%左右。

理由：

一是经济周期作用。我国这一轮经济高增长已连续5年超10%，它已经进入收缩期。

二是国际环境影响，次贷危机引起国际需求明显回落，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出口回落还将进一步影响产业投资、就业、收入和消费。美中是世界经济的双引擎，互相依赖，美感冒，中国就打喷嚏。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资本影响、贸易影响、信心影响。

资本影响  这次要比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大得多，当时危机是发展中经济体引起的，它同世界以及我国的联系不紧密；而这次是世界最大、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体引发的，它同世界及我国的联系十分紧密；还有，十年前和现在的全球化广度与深度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贸易影响  1999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546.75亿美元，而现在达1.9万亿美元，仅买美国债8000多亿美元，两房债券3000多亿美元，对外贸易依赖度99年33.3%，其中出口占18%；2007年对外贸易依赖度66.9%，其中出口37.5%。

信心影响  信心预期影响。

三是目前尽管国内消费势头不错，但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引起今后消费动力趋弱。出口下降导致就业下降进而引起收入下降，广东前8月减少50万农民工就业，产业转移减少13万人就业，过去3年我国GDP平均每年增长1个点，可新增就业990万人。

四是股市回落，房市出现下滑，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会将增长向下拉。许多城市商品房交易量下降了50%以上，8、9月份全国70个城市有37个房产价格下降。

上述四股力量都使今后经济增长持续回落。但在PPI走强推动下，CPI可能面临上扬压力。最大的担心是两市（股市、房市）。

最近，央行对50个城市2万储户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8.2%的人认为投资股票获基金最合算，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是44.3%，本季度有投资股票或基金意愿的人占调查人数的1∕5；有43.8%的人认为储蓄最合算，同比上升18.5个点；

未来三个月，只有13.3%的人打算买房，达到1999年以来最低；

3季度，居民对当期收入满意度15.3%，同比下降5.7点，对未来收入信心指数19.3%，同比下降4.5个点。

预计四季度收入能增加的只有24.5%,连续三个季度增收信心下降。

二、发展与改革面临的几个问题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使得我们遇到几个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矛盾。

（一）关于发展目标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十七大将我国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作了两大调整：一是将GDP翻两番目标调整为人均翻两番。二是将实现目标的基础前提由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扩展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四方面。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更加强调“好”字。

从长期看，由工业化阶段所决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太慢。到2020年我国GDP将达到52.3万亿（年均8%、2000年不变价），以14.5亿人计算，人均36070元，折合7214美元（1：5）。

但要实现又好又快遇到几大挑战：一是要素投入结构转变难度大。按钱纳里对百余个国家20多年工业化经验分析，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管理创新获得。但我国目前仍然较多地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要素投入结构不能随工业化阶段相应转变，原因是有巨额过剩资金、大量低素质劳力、廉价资源供给，以现有要素、组合方式有利可图。

二是调整产业结构难度大。按工业化一般经验，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我国应大力发展三产，但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指出压力下，发展二产动力强大。

三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微笑型”曲线低端，很难占据两端位置。创新体制“九龙治水”、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创新融资机制不健全。

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以量取胜，以赚取加工费为目的，科技创新不足，没有国际品牌。芭比娃娃产品销售9.9美元，我国加工只赚取1美元左右，仅占总价值10%左右。

因此，今后怎么在GDP增长中不断增加“好”的含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

（二）关于“三驾马车”与又好又快发展

经过多年努力，虽然我国消费增长明显加快，但国民经济增长格局未根本改变，仍然是“两高一低”。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比重由62.3：35.28：2.42变为49.0：42.1：8.9，消费率下降了13.3点。

投资率上升有强大的储蓄支撑。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超过1.9万亿美元，占了世界的25%。9月银行人民币储蓄存款45.49万亿元，是2000年的3.8倍。在资金供给充裕下，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形式“赶贷”，将贷款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和大的垄断行业集中，形成潜在的投资冲动，同时给股票、基金、房地产、稀缺资源开发等方面形成压力。

储蓄过多的形成原因是综合的：有外部、内部和制度等因素。首先是由于收入政策、消费政策不合理引起高储蓄形成过剩；其次是由外汇储备增加过多过快引起；再次是由于各级政府过度追求工业高速增长造成的；第四，流动性过剩带有制度性和结构性，一方面流动性过剩矛盾在加剧，另一方面是农民贷款难，中小企业难贷款，金融制度和政策结构性供给不足。

储蓄过多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种加剧趋势。

人民币加速升值（05年到07年升值12.3%，08年10月上旬6.81，年内升值7%）会引起国内资金不愿流出，而国外大量热钱又寻找各种机会纷纷进入；关键是外汇管理体制使进口大于出口。

外贸顺差短期内难以消除，由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及人民币超经济发行将持续存在。

在收入、消费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难有大的改变情况下，储蓄大于消费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两个过剩积累的风险在加剧，通胀压力不断加大，金融风险在上升。

高储蓄必然会造成社会的“投资盛宴”，投资主体将低成本的最近全投向城镇设施和产业领域，使生产增长超过消费增长。当前，在出口、房地产下滑、收入预期下降情况下，我国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加剧。

目前电钢铁、解铝、水泥、汽车、冶金、家电、纺织服装、鞋等行业存在着明显的产能过剩，出现产能闲置。

07年我国生产了5.69亿吨钢材、13.6亿吨水泥、170多亿件服装、1.21亿台微电脑、8433万台彩电、5.49亿部手机、空调器8992万台、904万辆汽车。06年生产各种鞋52亿双。许多被迫出口国外。比如，06年只销售了10919万部手机，出口了38549万部（含车载无线电话），出口钢材4300.7万吨，出口2/3鞋帽、服装，DVD播放机14594万台， 800多万辆摩托。

目前我国有两个难以解开的循环：收入增加——储蓄增加——投资增加——产能增加——消费不足——出口——外汇剩余——增发货币。收入再增加——储蓄再增加——投资再增加——产能再增加——消费再不足——再出口——外汇再剩余——再增发货币。

产能过剩就像装了不用加油的“永动机”，不停地运转。

我国产能过剩特点：第一，它正在由某一方面的过剩向全面过剩转变；第二，有一部分工业已经明显过剩，即“即期过剩”，而另一部分工业正在积累过剩，是潜在过剩或者“预期过剩”；第三，我国工业产能过剩虽然有些行业是在市场作用下出现的，但不少行业是在各级政府鼎力支持下形成的。

产能过剩会不断加剧流动性过剩。反过来流动性又推动产能过剩。根源是体制、东亚文化、发展阶段等因素。

稳步提高消费率，促进社会需求结构转变，无论是当前还是长远都很急迫。我们遇到两大难题：

一是如何才能将居民的消费提到正常水平。目前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为58%，低收入国家65%，而我国35.3%。难题是收入分配政策、文化观念、消费环境、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严重制约消费。

二是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我国三率结构转换的拐点可能要推迟到来。我对24大国1970——2003年人均GNP从500到5000美元发展中，都经历了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多数国家在2000——3000美元出现拐点，亚洲国家在4000美元才出现。日本投资率上升持续了17年才出现下降，韩国持续了20年。

能做的事情是矫正消费率偏低倾向。

（三）关于收入差距过大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当今社会，有三种收入分配结构可供选择：一是“上大下小”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二是上下一般粗型的“筒状型”结构；三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第一种收入差距大、社会矛盾突出；第二种平均主义严重，效率低下；第三种较好地体现了效率与公平，中间人群占多数，收入差距小，社会稳定。

中国的难题是如何从初次和再次分配制度上，抑制地区、阶层人群收入差距过度扩大，培育中等收入者（中产阶级），这需要较长时间，也需要制度的系统设计，否则影响社会稳定。

民间流传打油诗：“有个暴富张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一百万。”

地区差距：到2006年，贵州居民与上海收入差距1:2.27,但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明显。

农村内部差距：2000——2007年，20%农村低收入者人均收入由802元增加到1347元，年平均增长7.7%，而20%高收入者由5190元增到9791元，年平均增长9.5%，差距由6.47倍扩大到7.3倍。

亚行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7，超过0.4国际警戒线。2006年，按国家贫困线标准，农村还有贫困人口5698万人，其中绝对贫困2148万人，低收入3550万，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下市民2000万人，按世行每人/天支出1美元贫困线，目前我国约1亿多人，贫困依然严重。发展成果不能公平地让弱势群体分享，差距在拉大，在社会救助制度不完善下，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

根据社科院有关研究，在考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目前城镇居民的人均“暗收入”大约为3600元，这样城乡收入差距更大。

城市内部差距：2000-2007年，20%城镇低收入人群人均收入由3121元增到5364.3元，年名义增长8%，20%高收入人口由11299元增到29478.9元，名义增长14.7%，差距由3.61扩到5.5倍。而困难户与最高户收入差距12倍；行业差更大，目前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实际收入差距在5-10倍，能源、电信、金融、证券行业年收入可超过10万。据媒体，2007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6610万元，9位高管收入超过1000万；民生董事长1748.6万，招商行长963.1万，中信行长648.6万，兴业董事长297.6万，中国（香港）石油董事长收入3000万，第一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劳元一2210万，中国光大总裁陈爽1050万，国内各大国有控股银行老总都在150万以上。（改革内参08.16）

张朝阳先生译文《企业的生命周期》中，企业像一棵树，这棵树上爬满了猴子，每层树枝上都有。树下面还有许多想向上爬，上面的猴子向下爬，看到的全是笑脸；下面的猴子向上爬，看到的全是红屁股。树上的果子总是由顶层的猴子先吃，他们吃完了就拉，下面的猴子得到的总是屎；下面的猴子要想挤上去，先要用脸贴过上面很多猴子的屁股，能爬多高，取决于它以脸贴屁股的技巧和多少；最顶层的猴子不用贴别的猴屁股，但总有想向上爬的猴子踢它的屁股，将其轰下。在困难危急之时，上层会打下层，下面的再打更下面的，在你打我挤的混乱中，总会有猴子掉下来，而地上总会有猴子爬上去。

一个国家也像一棵树。富人爬在树顶层，下面每层树枝上依次分别爬着较富的、中等的、中下等收入者，穷人在树下面。富人总能吃到大的、好的、熟的果子，而穷人能否吃到果子还要看运气。西方有蓝领、白领、金领，如今还出现了“金棺材阶层”（在世拿高薪，死后几年还享有高薪）。

（四）关于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国内能源供给不足，石油进口风险在加大；

矿石资源短缺，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

土地供给空间在变小，既影响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也影响粮食安全；

07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27%，节能8980万吨，二氧化硫、化学需氧排放量同比下降4.66%和3.14%，首次实现双下降；

水资源严重稀缺，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制约。中国是水资源最稀缺的国家，每年因缺水农业损失500亿元，影响工业产值2000亿元，全国660个城市有60%缺水，110个严重缺水。06年全国水资源总量25500亿立米，比上年减少9.1%，人均水资源1945立米，减少9.6%，总用水量5670亿立米，增长0.7%，当年有3578万人，2936万头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3亿人饮水不安全。

根据计算，到2020年我国可供水资源量为6100多亿M3，而需求将更高，即使南水北调中、东工程全部竣工，华北地区遇到干旱仍然缺水；2020年，西北地区的缺水问题仍不能根本解决。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挑战：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我们如何才能突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90年代初，美格鲁斯曼对66个国家14种污染物在12年排放的研究发现，污染物排放与人均收入水平呈U型关系，污染程度到中等收入水平达到峰值），既能为社会增加财富，又能为城乡居民增加环境福利，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特别是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生产、消费、排放超规模（牛、猪排放的甲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恐怕还有许多世界难题需要克服。

（五）关于渐进式改革与进一步制度创新

1978年以来，中国化解了靠改革而不是革命化解社会矛盾的捷径，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制度创新，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创新可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改革开放是渐进式：在路径上，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路径；在改革开放顺序上，采取的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政治其他领域，开放采取的先东部沿海后沿江沿边和中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进程上，采取了局部试点（开放），循序渐进的特点；在利益结构上，采取了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办法。

中国改革开放特点决定了收益群体也从初期到后期发生了明显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工人、农民先获益，但随时间后移，精英层从中获益越来越多，越是到后期农民和工人从中获益比精英层越来越少，甚至边缘化。

目前容易的改革领域已越来越少，而急待改革的难题越来越多；同时，渐进式改革到后期还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获益集团（部门或个人）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好处”，他们开始从支持改革变为阻碍改革，不愿改革，甚至有些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强化部门和个人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往往在体制和决策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有些学者将其称为“权贵资本主义”，他们经营市场，形成不公平分配，干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中国正出于“青春期”上述问题都是“成长发育”过快形成的，只要抓住机遇及时化解，还会健康成长的。

从长期看，中国还能保持长期增长：因为中国市场增长潜力巨大；制造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中国工业化还未完成经济增长还存在加速趋势；社会结构正处于转型期，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革仍可给经济带来新发展。

三、今后改革方向路径

面对当前世界金融风暴，我国应该在改革开放发展方面作出全面应对:

首先，无论是近期还是长期，中国都需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近期有几大因素：一是国际因素，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风暴，使美、欧、日经济走低，对我国需求降低；国外专家估算：美增长率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将下降4%。二是国内因素。积极因素:收入提高，消费在增高，奥运会，换届使得投资不会低于20%；同时，房地产下滑、股市走低、信心下降，都会对今后经济产生抑制作用。两种力量使得经济出现下行。因此，宏观调控要考虑国内外因素，防止经济过快下滑。财政与货币政策要科学搭配，灵活掌握。应启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拉动内需。

长期看，要关注经济周期性变化，防止经济由繁荣转入收缩阶段后，增长过快下降导致深度收缩。从周期理论分析，某一经济增长周期可分为上升和下降阶段，上升阶段称繁荣期，当增长率达最高点称为顶峰。顶峰过后进入收缩期。在未来周期变化中，要注意内外两种需求力量的变化。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世界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今后我国出口增幅可能下降，但若增幅下降过大过快，将对未来增长平稳性构成威胁。我们中长期的政策目标是保持平稳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因此，一要千方百计刺激国内消费，使消费增长能弥补出口和投资回落形成的缺口；二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工业化、城镇化结构升级，城乡差距缩小，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投资保持适度增长。特别是要大力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中西部地区、农村投资，铁路、水库、水利、农业等。

财税改革，一是建立一个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新型公共财政体系，调整宏观税负结构，降低政府和企业分配比例，增加居民分配比重，改革增值税，完善消费税、所得税，改革资源税，开征并提高环境税，调整和强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减少政府对市场和产业投资支出，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体系。二是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支持框架，依周期变化，积极发挥财税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货币政策相配合，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据发展水平和价格变化，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取消利息税，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提高个税起征点，改善国际收支结构，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业、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向环境投资，支持节能减排等。三是建立完善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债务预算“四本”制度，限制地方政府投资市场。

拓展开放广度和深度，融入世界，形成有利于我国新竞争力的开放型制度框架。这是内外两种力量的平衡。一是解决进大出小的问题，引进来与走出去紧密结合，更加重视走出去；二是人民币汇率加快升值与资本项目更大开放要慎重进行，要将保障金融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三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争取在国际分工中既能获取我所需要的稀缺资源，又能在“微笑曲线”中向附加值高的两端拓展；四是在开放中要将大国作为关键，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基础，构造多边合作机制为目标。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需要配置一个什么样的权力机构，为体现民生和民权。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法制的目标，合理配置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在行政权力配置上，也要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