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逐渐兴起，至今遍及神州，而且大有进一步升温的趋势。在文化建设日益重要的今天，在特别需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候，如何厘定国学的内涵和范围，如何看待国学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因此，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对其作一辨析，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国学的内涵、内容和范围

如果从历史时限划分，大致说来，国学内涵、内容和范围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古代、近现代、最近20年。

(一)古代的国学

国学作为单一名词，其实古已有之，早在《周礼》中就已出现。《周礼·春官·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此后，国学在中国古代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比如汉代的太学，晋代的国子学，隋代的国子监等。曲阜孔庙留存的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的“大元重建至圣文宣王庙之碑”的碑文中，就曾谈到“国学”：“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义洽。九域混同，文物焕然可观。内立国学，外置郡邑学官，而于先圣之后，尤所注意遴选，师儒训迪，作成儒贤，以嗣封爵，……”。这里的“国学”，就是中央政府主办的学校，“国家”之 “学”。

(二)近现代的国学

近现代意义的国学一词，源于清末民初。1902年秋，梁启超在给黄遵宪的信中，商议创办《国学报》。并强调该报应“以保国粹为主义”。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及“国学”一词。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国学”实际上就是他此前屡屡论及的“中学”，但更多地注意到了“中学”的精粹一面。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继而成立“国学振起社”。国粹派学者邓实1906年在《国粹学报》发表的《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章太炎 1922年上半年在上海讲授国学。其内容被曹聚仁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该书认为国学的本体是经史、诸子、历史，国学的派(类)别是经学、哲学、文学。章氏在其创立的国学振起社的“广告”中说，国学振起社将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分别是：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胡适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 ’，省称为国学。……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吴宓认为：“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蔡尚思在其1931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的《中国学术大纲》一书中认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 这些学者所谈的国学，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上述表述不同，一些学者对国学概念表示了质疑。陈独秀在1923年7月发表于《前锋》杂志第一期、题为《国学》的短文中，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我老实说，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半年多后的1924年2月，陈独秀又在《前锋》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同样题名为《国学》的短文，尖锐地说：“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一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郑伯奇批评道：“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词，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曹聚仁虽然赞赏认同国学研究，但也对国学概念表示了质疑，他说：“‘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实际上还含混糊涂，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钱穆在其完成于上个世纪20、 30年代的《国学概论》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上述争论，其症结在于三点：一是国学概念的清晰与否，二是国学内容范围的划分，三是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在认为无可争议者看来，国学就是本国之学，是既往之学，是固有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认为大有问题者看来，国学不能纳入既有的学科范式。陈独秀指出，胡适长于哲学史，章太炎长于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振玉长于金石考古学，王国维长于文学，这都是具体的学问，“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质疑者还从学术无国界的视角，反对国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国学研究的进行。其实，胡适所说的国故，本质上是个中性概念。在胡适心目中，国故并非就是好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坏的东西。他曾明确说过：“‘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广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当然，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是要发掘国粹，抛弃国渣，其研究本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亦即要通过国学研究，弘扬其精华，抛弃其糟粕。而陈独秀反对国学，则是认为国学是“粪秽”，不必从中寻找“香水”。这实际上是从价值系统层面否定传统文化。这样，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包蕴着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之争。

(三)近20年的国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论争，与上述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亦即同样出现了对于国学概念的厘定、国学内容范围的划分、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争论。不同的是，两次论争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和国家发展目标不同。

关于国学概念的内涵。学术界众说纷纭。张岱年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而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张岱年在其《如何研究国学》、《漫谈国学》、《国学与时代》三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金景芳、吕绍纲认为：“国学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晚清学者讲‘中体西用’的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应当就是国学”。楼宇烈认为：“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做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张立文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与时偕行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李中华认为：国学“是指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积淀的思想文化的总和”。纪宝成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之根。

质疑上述人士的国学概念者，大有人在。舒芜曾撰专文质疑国学。他说：“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所谓国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国学’是什么?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国学里面所包含的哲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应当归到各门学科里面去。为什么“非得要说‘国学’不可呢?”针对舒芜的质疑，蒋国保提出要为国学正名。蒋国保认为，晚清、民国学人所谓“国学”，固然不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但也并非特指儒家学术，“应该说它是用来统称中国传统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王生平认为，改造和扬弃国学概念，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从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中国近现代文化也是国学，而且从本质上看是比国学家们规定的国学更高级的国学。 ”习朱维铮批评现在讲的国学没有一个衡量尺度。他指出，讲国学必须先确定两个前提：第一。我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包括台湾在内，这是我们“国” 的空间范围；第二，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合体，“国学”一定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不能说国学的核心就是孔子和儒教。” “‘国学’一词，指各国本国之学，是个泛称，不是专指中国的。”有趣的是，质疑国学的舒芜，其反对理由之一，就是世界上别的国家都不讲国学，只有中国讲国学，故国学概念说不过去。苏双碧认为，“‘国学’这个概念的含义说不清楚。”“‘国学’含义既然不清楚，也就未必是科学之说了。”欧美各国并没有把有本国特点的学术文化称为“国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德国，但它却是时代的产物，而不仅是一国的产物。

(四)国学概念论争存在的问题

综观百年来特别是最近20年关于国学概念的纷争，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问题一：概念不清。本国学术，本国的学术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本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国学，国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等等，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但论者往往将其混为一谈。本国学术，是研究的文本(对象)；本国的学术研究，是对本国学术文本进行的学理性探讨。同理，本国历史文化是本国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明样态，而本国历史文化研究，则是对这个本然的样态进行的分门别类的探讨。换言之，前者是“本来”的历史，后者是“写”的历史。至于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并不是同义词，在经过多年的文化研讨后，已经成为常识。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孔子思想，这些显然不是同一层面意义的概念，自然也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国学、儒学、国粹等概念，其区别更是明显，但不少论者硬是从价值判断优先的立场。将其同质化、同义化。遗憾的是，在近百年特别是近年的国学论争中，不少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内涵极为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先设定一个模糊的概念，再虚拟一个话题，就自说自话地论证起来，于是把国学概念搅得混乱不堪。

问题二：内容和范围模糊。国学的内容和范围究竟何在?论者之间并无共识，基本上是各说各的。就内容而言，有说指经史子集的，有说主要指经学的。有说不包括经学的，有说包括经学哲学和文学而不包括史学的；有说包括古代诸子学说的，有说特指儒家学说的；有说主要指古代人文学科内容的，有说应当包括古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有说泛指传统文化的，有说专指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就时限而言，有说指古代之学的，有说不仅包括古代而且更应包括近现代的，还有说应当包括当代的。等等，真是不一而足。由于范围模糊，内容当然也就不便确定，从而研究和争论也就成了张飞打岳飞。

问题三：思路不清。国学是事实判断，中性概念；但论者中不乏过于强势的价值判断推行者。视国学为精粹者，把国学看作纯粹的、优秀的价值体系，顶礼膜拜而盲目推崇；视国学为渣滓者。把国学看作洪水猛兽，必欲彻底除之而后快。这种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混淆的做法，导致无谓的争论。此外。论者中有的缺乏充分的根据，只是凭个人意愿甚至主观推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有的论者凭主观想像，认为别国没有国学之说，因而中国也就不应也不能有国学之词。姑且不说别人没有的，是否自己就一定不能有，这种逻辑实在过于简单，实际上，别国也有国学。日本就有国学之说。我国的国学国粹概念，本身就是从日本引进的。日本在其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基督教文化在日方的胜利。就曾有“国学复兴”思潮的崛起，而“日本国学的复兴，是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省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不仅如此，韩国也有国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李天承教授就指出，为了收集、保存韩国学资料，加强对韩国学的研究和普及，在退溪学的发源地 ——安东的陶山书院附近，还成立了韩国学专门研究机关——韩国国学振兴院。可见，并非外国不讲国学、没有国学，而是有的论者并不了解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所谓国学，就是其本国之学，就是该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李天承教授指出，早在1965年，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以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继承和畅达为目的成立了民族文化推进会，积极推进古典国译者的培养和韩国古典的翻译(代表性的便是《韩国文集丛刊》工作)。……韩国古典翻译院这一新的教育机关也在酝酿；之中。”有学者指出，土耳其也有国学，所谓“突厥学”便是。类似的还有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

(五)国学应有的内涵、内容和范围

显然，对于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之“学”的中央政府举办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国学”，人们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对于清末民初逐渐流行开来的国学，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其内涵、内容和范围，在百年来的文化发展和文化论争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大致可以这样说，清末民初时期学者所讲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古代)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思想文化。所谓“国”，当然是指本国，中国；所谓“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范畴的学术和历史文化。即使如陈独秀、郑伯奇、钱穆等反对者、质疑者，在这点上实际上也没法否定。陈独秀从哲学、史学、文学等角度指出国学倡导者和研究者的某种专长或不足，其实是在客观上承认了国学内容和范围是指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和历史文化。钱穆一方面质疑国学概念不够科学。另一方面也承认国学是某一特定时代的名词。而在他有名的《国学概论》一书中，其内容和范围不外是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两汉今古文经学、魏晋玄谈、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之类的学术思想史，这表明，钱穆所谈的国学，就是本国之学，就是本国的历史文化。

其实，如果抛开成见，以平和之心来讨论问题，我们则可在国学的内涵、内容和范围的问题上取得大致接近的意见。古代意义的“国学”，作为中央政府主办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论者间没有争论。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清末民初兴起的国学，主要是指古代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学术历史文化。相对于西学而言是中学；相对于新学而言是旧学；相对于当代而言是古代；相对于实践而言是理论。最近20年所讲的国学，既有指古代而言者，也有指包含古代和近现代而言者；既有指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范畴而言者，也有指既包含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也包含自然科学在内者。所谓国学，是指本国之学。这个学，既指传统文化，也指传统文化研究。《四书》是传统文化，《四书章句集注》是研究传统文化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四书章句集注》后来也成了研究对象(也成了传统文化)，而《四书集注简论》是研究传统文化的了；传统文化固然是国学，而数十年前章太炎的《国学概论》、钱穆的《国学概论》，在当时是研究国学的论著，而今却也已成为国学研究的内容。近年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就时限而言，包括古代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传统文化(不包括当代文化)；就学科门类而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国别而言，相对于西学而言是中学，相对于世界而言是国学；就内容而言，《十三经》、《诸子集成》、《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周髀算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二十四史等是国学，民俗风情、元宵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也是国学。道理很简单，这里所谓传统文化，是广义的说法，既包括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信仰，而不仅仅是某家某派学说。

二、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百年来的国学论争，特别是近20年的国学论争，其实质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到当今，10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从根本上看，就是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进程。在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下，各种主张、各种思潮，都离不开对是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个主题的回答。以国学论争为表现和重心的思想文化运动，集中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宏观地看，晚清以来关于国学问题的论争，如果集中于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出现以后，则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国学概念论争(清末民初，大约1900-1915 年)、东西文化论战(大约1915-1927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1930年代)、中国文化出路论战(1930-1940年代)、“文化热”和“国学热”及其论争(1980年代中期至今)。

(一)东西文化论战背后的国学价值观

清末民初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前文已经阐述，此处不赘。后来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国文化出路的论战、“文化热”和“国学热”中的论争，所反映的问题，本质上是如何看待国学，如何在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树立民族文化意识的战略高度上，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国学采取何种态度，认同赞赏也罢，否定批评也罢，其实都是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

大力倡导国学弘扬国学的梁启超，于1902-1903年间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此时，他正在大力倡导国学)，阐发了以根本改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新民”论。梁启超新民论的基本思想，是要铸造新的民性，提出了自由、进步、自治、自尊、公德、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现代国民的基本品格，作为“新民之道”，以实现“国之安富尊荣”，梁启超自己解释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所其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可见，梁启超所要弘扬的国学，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思想，而是要与时俱进地提升固有文化的精华、吸收外国优秀文化而融铸新文化、铸造新国民，实现现代化。梁启超后来在《欧游心影录》中明确宣布，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应当“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利用中国传统经典《大学》的“新民”概念和思路，阐发在当时具有强烈现代化气息的全新思想。这本身就显示了国学优秀成分在新时代的启蒙思潮中具有合理的价值，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在吸纳西方文明优长之处时，并不彻底否定本国文化。可见，弘扬国学优秀成分，认同国学的合理价值，与认同西方先进文化，改造国民品性，实现现代化，并不矛盾。

西化派的胡适，提出中国应当学习西方，追赶西方，以尽快实现现代化。胡适认为，中国未来必定应当而且可以实现“科学化和民治化”。西洋文明能够解放人的心灵，改造物质环境，改造社会政治制度，满足人类精神需求，是理想主义的，是优秀的精神文明。可见，整理“国故”，推崇“国粹”，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用西洋“优秀的精神文明”批判“国渣”，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

极力反对国学的陈独秀，继梁启超1902年的新民说之后，于1915年提出了“新青年”所应具备的特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具有明确现代意识的入学思想。一般认为。胡适和陈独秀在当时都是西化思潮的重要代表。但同样属于西化思潮阵营，胡适和陈独秀对于国学的态度大异其趣。前者认同国学，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通；后者否定国学，认为中西文化截然相反。但是，在中国一定要而且必然能实现现代化方面，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前景方面，二者的认识却又殊途同归。真正意义的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曾经批评胡适和陈独秀的西化论并不彻底。他指责说：“胡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的西化。”应当说，陈序经对胡适的批评是中肯的。胡适早在 1919年，就明确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这个主张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整理国学，构建中国新文化，已经是中西结合、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现代学术思路，是在文化现代化方面的创造性思路。从胡适后来的学术发展和社会实践来看。他是恪守了这样一种现代学术观的。因此，胡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盘西化者。陈序经还批评陈独秀的西化论：“陈先生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义和科学；除此之外，别没所要，则陈先生所要的西化，恐怕非全部的西化。……积极地主张接受全盘西化的工夫，陈先生还做不到。陈先生的在中国思想上能别开一个纪元，却在他根本地否认中国一切的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可见，即使当年西化如胡适陈独秀者，实际上不可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盘否定国学。

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了自承是“归宗儒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该书通过对东方化还是西方化(孔化还是欧化)问题的阐述，透过对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提出未来世界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论断。该书展现了具有世界意识的多元文化观，打破了当时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思维定势。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认为，该书“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矛头是反儒学的，而正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了儒学现代化的第一部论著。”应当说，罗荣渠这个评论是中肯的。可见，对国学“保守”如梁漱溟者，没有也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潮流。相反。作为现代新儒家重镇的梁漱溟，正是儒学现代化的真正推动者。这本身就表明，对国学的护持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从上述人物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论辩可以看出，无论当事人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如何，都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症结只是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其间，对于国学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环节。梁启超的“新化”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演变出的“孔化”)，胡适、陈独秀的“西化”，梁漱溟的“孔化”，无不与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相连，无不与如何直面国学有关。因此，我们说国学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路向问题，并不是夸大之词。

(二)现代化问题论争中的国学观

东西文化之争后，继之出现的是30年代的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根据历史文献，“现代化”作为专有名词，在“五四”以后的东西文化观论争中已经出现。20年代，严既澄、柳克述等人已经明确使用了现代化概念。胡适1929年在其有名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明确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 ”(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命题。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刊发特大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该刊编者在前言中剀切陈词，认为今后中国如“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m这个专辑的编印至今已近80年，今天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回想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举国上下的共识是：落后就要挨打!如不迈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我们中华民族就会被开除“球籍”! 当年的“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的警语，与数十年后将被“开除球籍”的警钟何其相似!该专辑发表的20多篇文章，集中讨论的问题，一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困难和障碍，二是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次讨论的背景。一是对民族危机的急切认识，二是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源于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反省及对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认知；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源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西洋文明片面认同的反省和超越，特别是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这样一种认识的逻辑归宿。必然是对本国国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反思，对西方文明弱点的认识。可以说，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是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辩问题的深入。此后，关于现代化的思考越来越广泛深入，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参与进来。胡秋原写于1938年、出版于1943年的《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其专论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思路，就是现代化问题。他认为，“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于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我们抗战，是要打破现代化的障碍；我们建国，就是建设现代化中国之基础。”“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中国必须现代化，才能生存于现代国际环境中，才能洗刷我们的落后和污秽，浅薄和玄虚。而现代化也是中国自然前途。”全盘西化的极力倡导者陈序经，1932年撰写了《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发表于1933年)，批驳当时流行的教育中国化观点。他认为，所谓中国化，实际上是抵制现代化。是以国情论来排拒现代化，是开倒车。他的结论是：“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只有现代化的教育，才是活的、生的、新的教育，因此必须“赶紧的，认真的，彻底的现代化”。而他所谓现代化，就是彻底的西化：“全盘西化是必然的趋势。我们所要明白的，是要自己化自己，毋待到他人来化我们。”胡秋原和陈序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颇为不同，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国学的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但他们在关于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而且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却是相反相成。可见，无论论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国学(传统文化)问题的论争，渗透着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其实，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并非在时间上单线发展、前后相继，而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正面讨论，从1930年代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末期。根据文献，仅仅直接以“现代化”命题的论著，就有相当数量，例如，杨幸之的《论中国现代化》、亦英的《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1933年)，张素民的《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1933年)、董之学的《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1933年)、陈高傭的《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1933年)、周宪文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化”》(1948年)、吴世昌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1948年)，等等。

(三)中国文化出路论争中的国学观

与现代化问题讨论密切相关，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探讨随之而来。1935年初，王新命、陶希圣、萨孟武、黄文山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认为文化意义的中国不见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思想的内容和形式，都已失去本来的特征，在此状况下的人，也已逐渐不能算是中国人。“我们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作者认为，“要使中国能够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要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讨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为此，复古、西化(模仿英美、意德)、俄化，都不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求，因为这些主张“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和时间的特殊性”。“宣言”提出，“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徒然赞美或者诅咒中国的制度和思想，都没有意义；对待过去的一切，应当用检讨的态度，“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把过去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把过去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在这样一个价值原则立场上，吸收欧美文化中所应当吸取的，而不应当不加分辨地全盘吸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应有基本的立场：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既不守旧，也不盲从。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若流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最终，“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阴这篇“宣言”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间的是是非非此处姑且不论，如果单从文化建设的层面考察。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考察，从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的角度考察，则这篇“宣言”所强调的文化建设应当注意主体意识，提升主体精神，从本国国情出发吸纳外国优秀文化，增强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并关注时代性，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里的关键，是作者们对于本国文化分析的态度，对于本国固有文化优秀成分的肯定。同时对其糟粕的严肃批评以至抛弃的态度。可以说。在如何对待国学的问题上，“宣言”还是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高度，从中华文明复兴的良好愿望出发，因而值得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之所以如此，在于“宣言”的思想脉络，是中国如何在现代化发展途程中，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保持文化层面的民族自我意识，弘扬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这篇“宣言”所论辩的“本位文化”的“本位”问题，实际上关涉到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亦即中国化问题，这个问题，在继后的文化讨论中，进一步凸现出来。张申府专门撰写了《论中国化》(1939年)一文，艾思奇著有《论中国的特殊性》(1939 年)，嵇文甫写了《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1940年)，至于其他虽然题目没有出现“中国化”而实际内容是研讨“中国化”问题的论著，则在在多有。当然。论者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相当矛盾对立，例如张申府、艾思奇和嵇文甫之间，其观点就很不一样。但是，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化”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如何实现中国化问题，则是无可争议的关注重心。这本身也反映出国学论争的本质，反映了国学与现代化进程、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关系，

(四)近20年文化热和国学热中的国学理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最初数年，国学的存在和发展似乎并不是问题。原因在于，在最高领导人的认可下，国学被当作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3Q(P499)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问题做了颇多阐述。在他当时看来，“中国的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正是根据这样一种历史理性。在建国初期，国学被当作可以“批判性继承”的历史文化资源而受到相对的重视。但是，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情势的变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彻底否定的极端表现。这个时期，传统思想文化是被作为彻底否定的对象、作为反面教材而存在。怪诞的是，即使在“文革”这样大革文化之命的时期，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思想文化，也一度受到“重视”，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典型的如评法批儒、批林批孔之类，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糟蹋，举世罕见。这从反面证明，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其生命力是极强的，无论你承认与否，它都客观存在，并且不可回避。甚至会影响到现实的社会文化建设。区别只是在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概念来指称而已。在“全面专政”的“文革”时期，用的是“封建主义文化”、“反动文化”之类的名词，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分别用的是“传统文化”(“中华文化 ”、“民族文化”)和“国学”。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重新启动，80年代中期，文化热开始出现，至今已持续20余年。20多年的文化讨论热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以激进色彩为特征、具有明显西化调子的文化热，二是90年代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具有明显保守色彩的国学热，三是新世纪以来大众传媒介入、大众参与度甚高的国学热。

80年代的文化热，没有使用国学这个名词，而是使用传统文化这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度成了举国关注的问题，文化热遍及神州，影响海外。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对传统反思的结果，希望了解并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再度涌入国门，形成对本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需要理性应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三是改革深入的必然结果，需要解放思想，促进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建构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体系；四是对“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和“文革”全盘否定传统的后果做合理的评析。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的主调，基本是反传统，具有比较强烈的西化色彩。90年代的文化研讨热潮，明确使用了国学概念，高举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有强烈的“保守”色彩，与80年代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各种各样“弘扬” 传统文化的图书、影视作品，各色各样的国学讲座，纷纷登场。重新包装印刷的传统文化启蒙读物，新编的各种具有国学特色的书籍，从单本书到丛书，从原版古籍丛书到研究性的国学丛书，从数千字、数万字到数十万百万字，乃至千万字数亿字的“国学”图书，接连不断地问世，真正是你未唱罢我登场!在商场，在官场，在校园，在工厂，一时之间，似乎大家都在关注国学，人人都在弘扬传统，国学热真正到了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这个时期的国学热，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作为历史资源的清理和发掘，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本国历史文化价值的新的认同。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继续高涨。这个时期国学热的盛行，在具有此前90年代国学热的种种特征的同时，还具有了新的特征，这就是大众传媒的广泛介入，以及学术界之外的种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成为传播国学的重要基地。于丹讲《论语》、《庄子》，易中天讲《三国》，以及其他学者讲历史文化，推波助澜，兴盛一时。北京大学的乾元国学教室，北京：大学、光明日报和新浪网联合推出的“乾元国学博客圈”，首批邀请全国100位国学界的一线学者加盟，“共同组成国学第一方阵，共同打造通过网络向大众宣传国学、普及国学的第一平台。”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在致新浪乾元国学博客圈教授“博主”的信中强调：“促进国学大众化是当代每一个国学学者的历史责任”。光明日报专门开辟了“国学”专版，研讨国学，宣传国学。至于冠以国学之名或者虽不以国学冠名但实际上是宣传研讨国学的网站，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由官方支持甚至直接主办的各种类型的国学会议、国学讲座，接二连三：由学术界主办的全国甚至国际性国学学术会议，比比皆是；由实业界操持的国学活动，花样繁多：由中小学开展的国学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这个时期的国学热，相对于90 年代而言，更加理性，参与面更广，群众性更强，实践性也更强。人们既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更从国学的具体内容出发，从现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需求出发，考量国学的价值和功能，从建设性的一面衡量发掘国学资源。

如果说，80年代文化热中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西化调子较高是一种偏颇，90年代在弘扬传统文化旗号下高涨的国学热有盲目认同的倾向也是一种偏颇，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显得较为理性，更为实际，更多的是从文化的民族性一面认识国学的价值，从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高度，审视国学，扬弃国学，使国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套用正、反、合的三段式，80年代是正，90年代是反，新世纪是合。这个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跃升。

三、国学与时代精神的双向互动

纵观百年来的国学发展。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思想轨迹和时代特征，这就是时代精神与国学的双向互动。国学反映着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推动着国学，引领着国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其间，贯穿始终的时代精神，是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从不同阶段的发展来看，20世纪前半叶表现为御侮图强、振兴中华；近20年来，是改革创新，振兴中华。

从20世纪初年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由日本引进中国，国内展开了关于国学的争鸣，东西文化的论战、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国文化出路的论战，整个20世纪前半叶，国学在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辩，贯穿始终。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要不要振兴中华、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而在于如何振兴中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胡适、陈独秀固不必说，就是被认为保守的梁漱溟之类的现代新儒家，又何尝不是要走现代化之路。要复兴中华文明!东西文化论战的实质，实际上是怎样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而不是坚持或者反对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本质上，也是探讨在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应当走什么道路，应当有什么样的模式，应当具备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文化出路论战，其症结也同样如此。所谓本位文化建设，在今天看来，不外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既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又适合中国国情；既参与世界文明进程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又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弘扬文化建设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学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国学论争，本质上是时代进步使然，反映了御侮图强、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20年关于国学问题的论争。从上文可以看出，近年的“国学”是个特殊的、误解纷呈的概念。否定国学者，指斥国学是保守、僵死的东西，是封建主义的沉渣泛起，甚至是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工具。肯定、钟情国学者，认为国学是本国文化精粹，是当今救世之学；也有对国学抱持平态度，认为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应当把国学作为传统资源加以利用和改造，批判性吸收并创造性转化其优秀成分，理性超越并抛弃其糟粕。当然，也有各种各样利用国学以谋利的机构和人士。把国学摩登化、商业化、恶俗化，但毕竟不是主流。近年质疑国学如舒芜、苏双碧等人，其关注的要点，在于国学能否促进现代化，而不是一般意义地反对国学、质疑现代化。应当说，近20年的国学论争，刚好反映了国学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一致。将国学作为传统资源，合理地予以阐释，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增添思想资源和价值选择，为本土文化的改革创新，适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而努力，正是与改革创新、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表现。近年的国学热潮，特别是学术界的国学研究，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强的表现。较之近代的“国学”而言，它是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更高层次上的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开掘和认同。近代“国学”的产生是“防御”。当今“国学”的出现是“自主”。

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历史表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苏化是失败的，全盘儒化是不现实的。在建设当代中国新型文化的时候，以现代化为目标，坚持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是有极为正当的理由的。为此，正确对待国学，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文化建设的实践层面考察，“国学”研究应当弘扬时代精神，防止不良倾向。一是要反对复古守旧，防止封建主义沉渣泛起；二是要反对把“国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三是要反对把“ 国学”商业化；四是要防止把“国学”儒化(亦即把“国学”片面归结为儒家思想。把“国学”等同于儒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掘、弘扬国学优秀成分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停留于思想文化的层面考虑问题。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目标，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让国学在这样一个思维框架中立足，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是我们应当清醒认识的问题。不能把国学当成包医百病的灵药，更要反对用国学等同、取代当代新型文化建设的企图和做法。

改革创新是当今的时代精神。国学的研究和应用，应当在这个时代精神的引领之下进行，并且在这个时代精神的烛照下焕发新的生命。简单否定、排斥国学，固然是不妥的；而盲目推崇、迷信国学，也是缺乏理性的。我们需要的是平和的心态，广阔的视野，多元的方法，对国学这个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清理，让其具有合理的民族性的一面，特别是其人民性、现代性的一面呈现出来，转化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合理成分，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港台活跃的现代化问题专家金耀基曾经说过：“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国内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说：“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反省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从“文化热”到“国学热”的论争过程，特别是考察20多年来的文化建设实践，放眼全球文明发展态势，我想，金、罗二先生的见解应当可以成为我们对待国学与现代化、国学与时代精神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有了这种方法论原则上的共识，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地对待国学，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才能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