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
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晞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谈妥”。
“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唐占晞这样解读当时的困局。
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
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那时候从上到下,是从内心里觉得美国比我们先进,真心要向他们学习。”郭懿清回忆说。
“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
但在普雷斯回到华盛顿近3个月后,中美双方有关教育合作交流的工作协议还没有达成。普雷斯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宜。
这件事,让唐占晞第一次到了位于北京西城的教育部。在民族饭店附近,他下车问路,发现不少人远远看见他过来就提前走开了。最后,一位老太太朝教育部的位置斜了斜眼睛,努了努嘴,又用一只手贴在胸前指了指方向,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走进大木仓胡同,唐占晞看到一栋五六层的红砖楼,不少玻璃已经被打碎,大门外面挂着的教育部的牌子却很新。
“什么人?要干什么?”看门的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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