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研究范围限制沿用至今,并在当时让谈判陷入僵持。
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访问哈佛大学时,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医学院院长。
“我们来的是科协主席、北大校长,是名望那么大的周培源周老。他们等于是派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觉得太不尊重我们了。”郭懿清回忆说。
会见过程中,周培源出来上厕所,看到会场外的郭懿清,便问:“小郭,礼品还送吗?”
“不送了。”郭懿清随口回答。
“对!不送了!”周培源说。
那期间,代表团成员讨论问题时,常常跑到院子里去,认为户外不可能被窃听。
在美国停留13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议定,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起到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唐占晞后来了解到,那些曾在1974年前后给中国写信的美国教授,在5年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教授,谢谢您1974年来函要求交流,我们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才能做,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
在与教育部外事局时任副局长胡守鑫熟悉之后,唐占晞问他:“胡先生,你们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50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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