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立宪”被寄予厚望 依法自主办学前路仍漫漫（3）

南科大“立宪”样本

在中国教育体制内浸淫多年的朱清时，深知一部规范的大学章程对独立办学的重要性。2010年，深圳市有关领导就曾表示，要将南方科技大学的章程提交深圳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变为南科大基本法。

然而，朱清时原本想要的、需深圳市人大通过的《南方科技大学条例》，暂时被由深圳市政府通过的《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所取代，而后者的约束力更弱。

2011年7月1日起，深圳市人民政府第231号令———《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开始执行。“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入《办法》总则。

尽管人们对它的实质效果存在质疑，但朱清时认为，管理办法出台，肯定是南科大去行政化前进了一大步，“以后我们管理学校就可以有法可依，避免行政干预”。

因为，按照《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理事会由政府代表、南科大校长及管理团队、教职工等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

也就是说，随着南科大管理团队逐渐到位，更多企业家加入，理事会人员组成逐渐合理。也许这正是南科大将来去行政化的希望。

朱清时认为，南科大走的是中国教育必由之路。“南科大肯定早晚要成功，但不必在我，也不必在我的任期内。我希望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的教育已经在走南科大的路了，我们成了先行者。”

按照《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对南科大的权责、治理结构等方面的规定，在治理结构上，南方科大将设立理事会、校长、校务委员会和校学术委员会。其中，理事会是南科大的决策机构。理事会可以聘任或解聘校长、副校长，审定学校章程、财务预决算报告以及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等。

校长是南科大的法定代表人，全面主持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对理事会负责，执行理事会决议，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于是，2011年7月16日，成为朱清时“最纠结的一天”。

南方科技大学召开了学校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作为创校校长，朱清时在理事会上，对在座官员、企业家和校长组成的20名理事，汇报学校的办学方案和规划思路，接受他们质询，并尽量逐一给予完美答复。

为了这份报告，朱清时几乎准备了一周，逐字逐句推敲。“非常难以解答，大大透支了精力。”朱清时回忆说。

“大家都不知道，理事会该怎么运作”，与会理事甚至因校名的英文对不对、校徽制定得是不是太早等问题而纠结。

不过，他仍然为迈出这一小步感到兴奋：“南科大理事会的召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前，没有哪一所大学按照一部法规来运作，更没有一所大学由理事会来领导。”

前路漫漫

尽管1月11日的那场讨论会开得热热闹闹，对于大多数高校教师来说，大学章程对他们而言似乎还很遥远。

事实上，2010年以前包括北大、人大、复旦、北师大在内的26所高校就已被列为教育部建设大学章程的试点。

北大的一位教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只依稀听说过有这回事，据说是要取消新进的行政人员的事业编制，“应该是领导层讨论的事情”。中央财经大学一位教师则表示，应该是校办牵头在办这件事情，可能最后会开个会征求下意见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姚云表示，大学章程，不同的学校不一样。教育行政机关应该是鼓励大学章程制定，而不应该是要求哪个学校试点来做。

对于老师们对高校章程制定这件事情参与度不高这件事，姚云表示“很多老师觉得说了也没用，索性也就不说了”，可能最后就是出一个模版，大家讨论，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也不好说。

早在2011年年初，复旦大学就传出了正在制订复旦大学章程的消息。但在仅有的一次高调之后，复旦大学上下对拟议中的大学章程保持集体沉默。张扬学术的改革让很多年轻的行政人员觉得“前途暗淡”，“行政系统抵触”。

同时，官本位的传统并没有改变。负责科研的一位老师透露了一些奥妙：虽然课题与项目的申报、审核等是院学术委员会负责，但作为学院的日常事务，也会向院长和分管副院长汇报，并且通常是在学术委员会开会之前。而当学术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材料叠放的顺序或项目发言的先后，都有暗示在其中，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另外，一些以学校名义申请的课题，从学校科研处派发下来后，一般由院长牵头，课题组成员也就由院长指定。当然，“院长也会考虑到平衡的问题，在一定的周期里人人有份。”该老师说，这在各个高校中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操作。

复旦另一个文科学院分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表示，当前的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否则，当学术权力超越边界而成为“学阀”，最终也会伤害学术的发展。

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湛中乐表示，目前，我国大学校、院、系的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基本上属于行政系统和生产企业沿用的科层式管理体制。

这种以“贯彻执行”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用来管理谋求研究创新和高学术水平的大学就显得很不适应，其结果往往和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法治周末记者强调，大学章程制定中如果没有核心权力的调整，所有的改革，不客气地说，其实是伪改革。“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之类的表态，就很可能停留在口号。这样的事在过去10年中，反复在我国大学上演。

要制定这样的大学章程，仅靠大学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而必须通过立法程序。这就是应将通过学校讨论、审议的章程，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这样通过、颁发的章程，就成为法律。

其决定的政府拨款方式、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政府部门参与学校管理的模式、大学校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是必须依法执行的法律文本，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更替而变，社会司法机构、所有政府门都得执行，而不是大学自娱自乐，连学生都可以不承认。

姚云说：“执行章程的过程比制定章程本身还要长，让理想落地的路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