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暗战义务教育 一切只为上名校（2）

充满利益的升学路

几家欢喜几家愁。在京城忙碌的“赶考”季，总有部分孩子能毫不费力就轻轻松松“上名校”，他们即所谓的“条子生”与“关系生”。

这些学生的家长部分来自对区的建设有影响的要害部门，如工商、税务、规划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名校的共建单位。

所谓“共建”，就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关系，从而使双方“互惠互利”。

“共建”的做法始自上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共建单位从最早的政府机关，逐渐扩展至房地产商、中小企业、外企，甚至街道、派出所等。可谓纷杂，背后的利益联结也更加复杂。

一般而言，一所重点学校的共建单位都不止一个。而一些大型单位的共建学校也往往不止一所。因此，若非学校披露，共建生的招生比例外界无从得知。

2009年，央视曾曝光一所区级重点中学总共有62个共建单位。区级中学如此，市级中学更不待言。北京诸多中小学名校，即是在这些复杂的利益联结上耸立而起的。

一位熟悉史家小学的知情人士透露，仅史家小学，就有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北京外企服务有限公司等在内的6个部委、近10个大公司参与共建。

其共建方式是，每个单位每年各向史家小学支付1000万元的共建费，作为回报，史家小学每年给各单位提供20个左右的入学名额。

最难上的学校，上述可见一斑，但它们对“条子生”或“关系生”而言，却毫无困难。从创收与经营关系网角度考虑，北京知名学校基本都会接受部分“关系生”。

不仅如此，一度被取消的实验班，改换名头为“创新班”，又于近期被批准了下来，各校皆有资格申请。

是什么引发如此疯狂的择校热？实际上，择校热的背后是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为了满足虚荣心，家长只得使出浑身解数，打破脑袋往名校里“挤”。而家长们这一“挤”便成就了学校的“账外账”或“小金库”。

依照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允许收费的，只有高中可以收取择校费，且上限为3万元。然而，在北京，由于诸多名校并不接受电脑派位，或名额有限，缴纳择校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教委方面无法禁止，亦无法松绑，无奈之下，只得以“捐资助学款”的名义默许了择校费的存在。

由此摇身变成捐赠费的择校费，在首善之都也就脱离了上限限制。往往而言，择校所花的钱大多高于3万元。

《凤凰周刊》援引著名“幼升小”专家、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的一份数据，列出了北京部分重点小学择校费的情况。

其中某学校以25万元居于榜首，18万元列在榜眼，17万元的一所学校成为探花。一般名校择校费也都在10万元以上。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报告，北京中小学因“择校费”每年产生的收入在15亿元左右，以最低70%的比例返还，初中阶段的学校可掌控的收入在10亿元以上。一个中小学校长能支配的资金超过1个亿。

校领导忙着挣大钱，老师们则忙着赚小钱。除了倒卖三好生选票、接受家长礼金外，不少老师还会选择给那些上“坑班”的孩子补习来挣“外快”。有家长反映，其所聘请的老师衣着名牌、手挎LV，一身豪阔。

北京“幼升小”、“小升初”犹如一个哈哈镜，照出的不仅是教育问题，还有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以及权钱干扰下社会心态的扭曲。

但也并非不治之症。北京理工大学院长杨东平表示，部分城市的“幼升小”、“小升初”择校费问题严重，但亦有部分城市问题不大。

“在上海义务教育是没有择校费的，因为上海市把这个作为高压线谁都不敢碰。上海也没有‘小升初’等问题，尽管历史上也形成了诸多名校，但由于贯彻初高中分离的决定，上海公办中学没有重点学校，好学校皆由民办。”杨东平建议北京向上海学习。

“上海的教育近乎于美国式，在美国最好的前十名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亦有专家对此表示担忧，“上海的教育思路更加市场化，北京则政治氛围非常浓，做任何改革都会有反对意见，政策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左右，很难延续。”

在公立名校已经成为最难上的学校的今日，中国教育体制能否放开私立学校发展，结果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