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面对“中国威胁论”？（2）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

但是，在“中国威胁论”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盛行的同时，对中国的责任期待作为中国未来预期的另一方面也一直存在。早在1994年10月，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佩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冷战的结束为亚太地区敞开了大门…当今美中两国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这一地区未来几代人享有充分的稳定与繁荣。在这一方面，美中两国负有共同的特殊的责任”。 1995年10月，佩里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发表演说阐述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时说，“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 199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部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曾提到对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期待及其意义。前国务卿凯利在2001年5月在向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证词中也以温和的现实主义语气说，“我们要看中国怎样对我们做出回应，我们鼓励中国做出能够反映其社会地位和国际社会责任的选择”。 但由于克林顿政府期间对华战略一直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加之小布什上台后曾经一度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预防性遏制的对华战略，所以，处于正面的“中国责任”呼声常常被“中国威胁论”压倒。

2005年小布什第二次上台、美国继续调整了对华战略定位和政策后，与“中国威胁论”伴生的“中国责任论”才逐步突现出来。2005年，布什本人提出，“要以建设性和坦诚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国务卿赖斯提出，“希望中国成为全球伙伴，能够并愿意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则在 “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中呼吁，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此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又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此外，2006年9月27日发表的反映美国各界精英主流意见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声称，“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此后，美国所带动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时的一个时髦用语。美国各界继续推波助澜，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跟进。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威胁论”隐声匿迹，“中国责任论”压倒性地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国际舆论环境。

2008年9月15日，美国有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倒台，美国银行系统内部的“次贷问题”演化成全球金融海啸，中国收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进一步上升，其集中体现就是关于G2和Chimerica的说法。G2概念是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在2008年7—8月份的《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林毅夫和佐利克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写的 “经济复苏取决于G2” 一文，他们指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中美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此外，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还提出了Chinamerica的概念。在他看来，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这两个词都是经济学家基于经济发展的事实提出来的，主要是分析中美两国的经济地位，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不无道理。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50%，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少数学者和个别战略家将G2一词上升到政治层面，特别是提出一种中美共治的制度性领导结构。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

美国的“中国责任论”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中国正在崛起，但还不是个充分负责的国家，中国应该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从而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这句话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认可中国实力上升的事实，并把中国列为大国。美国认为，中国“浓缩了亚洲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初划时代的事件之一”。 但是，对未来的道路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还是相反，中国还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正是在这一意义，美国认为，中国还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第二，认可中国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合作迹象。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在二三十年里，中国已经摆脱贫穷和孤立，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以前反对全球机构;如今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和世贸组织的永久性成员”，“美国对保持和平发展承诺的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 2007年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越来越遵守国际规则、机制和准则，尤其在国际贸易和安全领域，并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中国还不是一个充分负责的国家，“中国的过渡还不完全”，还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还必须努力“像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样行事，履行其承诺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促进为其成功提供条件的国际体系”。

美国对中国的责任期待内容很多。具体说，经济上开放市场，增加内需，改变中美贸易逆差关系;政治上加速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军事上增加军事透明度;外交上帮助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及热点问题，如朝鲜、伊朗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环境上减少废气排放量使之符合国际排放标准，等等。就其本质而言，美国的“中国责任论”就是要以美国模式来塑造中国，并要求中国与美国合作来共同维护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尽管这表现出美国的天定命运的傲慢，但是，与“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表现出美国的合作意愿和姿态。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把握的好则可以乘势加强中国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而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把握不好则可能或损失自身的形象实力或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范围从而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责任大国形象的建构及其挑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步积累，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关注的反应之一。与此同时，希望中国做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的呼声也开始出现。在这一国际环境下，中国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开始了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历程。在战略理念上，中国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体现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观念，体现出中国负责任姿态和维护国际秩序的良好意愿。在实践层面，中国更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制度。从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看，1994年中国参与的数量是50个，与1982年相比增加了26个，但是到2002年，中国参与数量达到163个，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政府间组织，成为少数几个参与国际组织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其次，中国积极参与朝鲜半岛、伊拉克和伊朗等地区危机的解决，并努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的积极斡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再次，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积极与美国合作，对美国在物质和道义上给予大力支持配合。在周边关系上，中国积极实践新安全观，倡导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发展与东盟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关系上，中国积极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同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与技术援助，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总之，从理念到实践，在实力提升的基础上，中国已经在树立责任大国形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定认同。可以说，目前兴起的“中国责任论”正是在对中国实力与责任某种认同的前提下才出现的。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树立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也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第一，体系大国与责任大国的冲突。 作为体系大国，中国外交的任务就是维持大国的地位，为此，必须以保护和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目标，以维护主权独立下的经济与军事利益为核心利益。而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要求中国以维护国际秩序为外交目标，而不是仅仅考虑综合国力的得失和相对利益。两种身份要求存在着矛盾。第二，维护体系秩序与修正体系秩序的冲突。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主要工作是低调融入国际体系，并逐步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但是，中国的责任定位不仅在于维护，而且在于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那么维护和修正之间如何找到恰当的结合点，而不至于与现有的国际体系发生对抗性冲突。这需要掌握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平衡术。当然，这种平衡术的运作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责任，美国更是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在价值观与利益再分配层面，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容纳中国加入国际秩序。美国在对中国的责任要求方面，表现出强硬的单一价值观诉求，这种价值观诉求是美国不可妥协的“十字军东征”精神的真正体现，还是隐藏着深刻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这一点很难区分。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逻辑，如果美国不能在这两个方面对中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妥协，而单方面要求中国对美国负责，对美国妥协，这将是中国构建责任大国形象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