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采地下水
北京全市十多年来超采的地下水超过56亿立方米,相当于抽干了2800个颐和园昆明湖。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至当时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现在北京建成区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北京小规模开采地下水始于民国时期。1949年后,官厅、密云两水库一度缓解用水紧张局面,所以直到1972年遭遇大旱,北京才开始大规模开采地下水。
此后,城区地下水开采与两库地表水利用呈此涨彼消态势。至2000年前后,北京市共打生活井1万多眼,工业用井近5000眼。知情水务人士回忆说,至上世纪90年代,地下水已超过地表水,成为北京主要水源。
据2008年北京地勘局《南水北调进京后地下水蓄养战略研究》报告,至当年,地下水约占北京市用水量的65%。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北京市每年地下水开采量维持在25亿立方米以上,高峰时达到40亿立方米。
《人民日报》2010年12月下旬的一篇报道显示,至当时北京已经连续12年干旱,水资源紧缺问题更加突出。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说,全市十多年来超采的地下水超过56亿立方米,相当于抽干了2800个颐和园昆明湖。
受多年连续超采影响,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至当时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现在北京建成区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除常规的地下采水,自2003年以来,北京还先后在郊区建成至少五个地下应急水源地。据称,应急水源地的初衷,是保证在2010年“南水北调”工程完成之前,避免超采地下水、挤占农业和环境用水,缓解北京水资源紧缺。
原本,这些地下应急水源地的水源具有易采难补特性,应遵循“采二停三”原则。但北京水务局副局长张寿全的一篇论文显示,怀柔应急水源工程于2003年8月30日建成以来,因为北京持续缺水,在开采两年后并未停采,而是连续供水五年,累计供水5.4亿立方米后才停采。该论文称:“连续供水五年后,该应急水源已接近极限,浅层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一些浅层农业井暂时报废。”
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尽管北京市最新规划称,在“十二五”期间才进行岩溶地下水开发的前期工作,但事实上,2003年北京已借应急供水名义,开采数处岩溶水。
北京水务局潮白河管理处周嵘等人发表于2009年的一篇论文透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岩溶水)的年均开采量已超过2.5亿立方米。”
如果此数据属实,则意味着北京在未完成岩溶水资源勘查评价、未做好工程建设前期准备时,就开采了理论上年可开采量5亿立方米的一半。
岩溶水是指赋存于可溶性岩层的溶蚀裂隙和洞穴中的地下水,又称喀斯特水。其最明显特点是分布极不均匀。北京地质勘探部门上世纪末作出结论认为,北京每年有5亿立方米的岩溶水可开采量。
国内不少水利、环境专家对开发岩溶水持有异见,认为岩溶水并非额外的地下水库。这些水就像地下河流一样,与地表水、普通地下水是相通的,存在一个自然的水平衡。
他们认为,普通地下水已超采,地表水日益减少,再采岩溶水,易引发“天坑”等地面塌陷现象。而这些地方均为生态脆弱区,还易导致岩溶水被大面积污染,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调水保京
由于长江水一时不能进京,为保京城水源无虞,北京从2008年以来已至少四次从河北、山西调水。这些水源地基本得不到北京的水资源补贴,也没有生态补偿金,却必须承担起保护京城水源供应的重任
种种迹象表明,2000年前后是北京水危机的一道大坎儿。
那一年,从地表水看,官厅水库无水可供,密云水库也不乐观;地下水方面,超采已出现环境恶果。而北京常住人口更是达到空前1300余万人,且显示超速增长态势。
更加现实的考虑是,北京2008年将举办奥运会。而保证奥运会的安全供水,是当时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2001年初,国务院批准《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后,北京水格局转向对外调水。
几个步骤同时展开:在要求永定河、潮白河上游更少用水支持首都,以及开建应急水源地之外,2003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面开工。
与本地挖潜根本不同,“南水北调”中线的开工,意味着北京水源开始进入对外调水的阶段。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度十分激进,计划2008年奥运会之前即向北京供水。但由于该项工程涉及30多万水源地居民移民工作,格外复杂和困难,最终决策层不得不将中线水进京时间推后至2014年。
目前,中线工程30多万移民的迁移工作基本结束。这是一场数量仅次于三峡工程的大移民。在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施国庆看来,这些移民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都将遭受迁移之痛,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合均较难完成。浅层次是适应新的气候、新的邻里关系,重构社会网络;深层次则是适应新的土地耕作方式,新的文化和经济系统。新中国成立后,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次第展开,共造成1600万上以人口迁移。而约1000万以上移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陷于贫困。
中线调水可能造成的生态影响,近十年也一直被环境、水利专家所热议。学者认为,作为中线源头的汉江在中线调水后,襄樊段水位下降严重,水污染将加重,水生鱼类可能大幅减少。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南水北调”后或可能导致长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从而影响上海的饮用水质,造成水源危机。
由于“南水北调”水一时不能到达,北京从2008年以来,已至少四次接收了外调水。
为保京城用水,2008年,“南水北调”京石段率先竣工。当年9月,河北省所辖的岗南、黄壁庄、王快、安格庄四座水库,开始输水进京。四年来,已向北京应急调水近10亿立方米。
2010年10月,山西、河北两省数个水库,也在上游放水4000万立方米进入官厅水库。
一位水利专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官厅、密云两水库专供北京,就可视为河北向北京调水。这些水源地基本得不到北京的水资源补贴,也没有生态补偿金,却必须承担起保护京城水源供应的重任,只能自身承受经济和生态上的代价。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使环京津贫困带曝光于世。研究指出,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的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等地区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该研究将贫困带的出现指向京津二市的用水。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水源地的河北为保护水资源,只能对工农业生产进行限制,经济发展由此受到极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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