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示威：法律与乡村现实的脱节（2）

政府的新城镇计划

与我们走过的很多已经空心化的冷清乡镇不同，龙港镇面积只有70多平方公里，但有近60万的常住人口，相当于一个县级市的人口规模。镇内有3条双向四车道的主干道。每到傍晚下班时间，在路旁密集的店铺灯光以及霓虹灯的照耀下，四车道的马路上车水马龙。从城边进入城中心的路程不长，却需要耗时近半小时。

堵车时这个城镇最表面化的拥挤特征。龙港镇宣传统战委员陈启贤说：“我们这里比北京还堵，尤其是春节期间，在外地做生意的老板们回乡省亲，三条主干道寸步难行。”城中心的房产价格也能反映人口和资金在这片土地上的堆积。镇中心的房产价格已经达到2万多元/平方米。高企的土地价格已经影响到了龙港镇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价格太高，很多想来的人进不了城，生存不下来。”黄孟恒对本刊记者说。

政府需要在土地价格持续走高的大趋势下，尽快把城市化需要的土地掌握在手里。苍南县有252.1公里的海岸线，海产品丰富，因此苍南有“中国紫菜之乡”的美名。2003年，苍南县委开始利用这漫长的海岸线，开发江南海涂围垦工程，这是苍南县“十二五”规划临港产业基地的一个版块。当地媒体将这项建市以来最大的围垦工程称颂为“五年造地四万亩，连岸围海变桑田”。而政府对临港产业基地给予的期望更多。它既是新的工业城——建成后整个基地年工业总产值可达1000亿元，生产总值300亿元，财政总收入50亿元；还是一个包含有公园、湖泊、医院、教育设施的新城镇。县政府规划把江南海涂围垦区作为承接山区人口下山异地脱贫转移集中地，再造一个常住人口5万~10万的“新龙港”。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土地。仅新建围堤，围起来的海域面积就有4万多亩。泮河东村就位于这个临港产业基地的启动区，村庄的365亩劳动力地，1920亩滩涂地，仅是这个庞大的改造自然工程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为了和被当地巨量民间资金推高的地价赛跑，政府要尽快将土地从村集体过渡到城市。曾经松散的村集体帮助完成了土地在法律程序上的快速转移——几乎所有的地块都是未经村民大会共同决议，就和政府签订了出让或者回收合约。但现在，松散的村集体却成了启动这些土地进行建设的障碍。当得知政府已经将经济补偿款打到了村集体账户上，在村民们的逼迫下，村干部交出了11年未接受村民审查的账目。账目显示，2006年村集体确实有笔200多万元的进账，但如今村集体账目已成负数。村干部对此的解释是“老人协会拿走了100多万元。剩下的用于村里道路建设”。“这肯定是笔假账。”在另一位带头人村民吕正拢家中，村民们拿着复印的村委会账目笃定地说。最有力的证据是，账目上标明村里的道路建设花费了300多万元，但他们找到了6名为村里修路的包工头，并让他们写下一张证明，修路仅收入100多万元。

对村集体的不信任，让村民们否定掉了政府曾经快速达成的所有土地收回协议。

大蜕变的惊扰

临港产业基地建设的大手笔，龙巴路的面貌就是一个佐证。因为填海需要大量的石子和土方，这条路上不时可见运输这类填充物的满载货车，龙巴路上因此布满了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坑，甚至有的路段几乎全部被毁掉，路面被压成了碎石。

村庄的外貌和传统生活也受到了惊扰。依河而建的村庄民居，最高的建筑就是两层旧楼。屋前后皆是开阔的农田，但远处已有高楼合围，城镇的气息就像阴云一样压过来。老年社区中心的一楼有老人观影室。老人们坐在三四排塑料椅上，盯着前面半墙上一架21英寸的电视机播放的中央戏曲频道的节目。因为显像管已经出了问题，电视图像如哈哈镜一样被扭曲变大了。但老人们并不在意，沉默且专注地盯着屏幕。屋子外面聚集着纷纷扰扰的示威村民。

老人曾是对村庄事物最有发言权的阶层，但如今，曾经在乡土秩序中具有巨大威信和影响力的老人协会也被村民们抛弃了。泮河东村村干部解释政府已经补给的经济赔偿金的去向，其中大部分归老人协会支配。“从2006到2011年，老人协会共拿走100多万元。”其中35万元用于修建村内祠堂，还有5万元被村民借去打土地官司。还有邻村祠堂落成要赠送礼金，村内道路的建设也从中开支。但村民们对老人协会的解释也并不信任。“老人协会也是村集体选出来的，他们是一伙的。”吕明恕说。所有曾经的村庄组织都是建立在物质极度匮乏时期，是村民们“共患难”的行政组织。但当村庄资源突然可以变现时，没有任何一个村庄有可以让村民信服、公正地带领村民争取利益并分配利益的组织。

一位嫁到外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几乎相同的故事发生在她现在生活的村庄：“村干部卖掉了我们的地，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我们村民也肯定不会让企业来开发，地就荒在那里，已经好几年了。”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对企业闲置土地的处理很严格，但当政府在忽略乡村的历史与现实，坚守着1995年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原则，快速收回土地时，已经产生了更大面积的土地闲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