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M2.5运动式治理苗头显现引担忧（2）

北京预备战成败

未来的空气战争到底有多难，或可从北京十几年PM10治理过程一窥端倪。

PM10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PM2.5是其一部分。在中国多数城市，PM2.5占到PM10的一半乃至六成以上。

“当下中国城市中的空气质量，并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在冯银厂的统计中，1998年至2000年前后，才是中国大城市空气最糟糕的时期。

杜少中持同样看法。他印象中，北京空气最差的是1998年。当年空气颗粒物PM10，达标天仅100天。一个采暖季共134天，其中106天超标。

经过十几年努力，北京市区2011年空气质量达到现行标准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累计达286天。

在冯银厂看来，北京十几年间利用作为首都的政治优势，采取了不少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措施。

在交通方面，北京在全国较早禁止排放严重的“黄标车”进城，还在中国第一个使用符合新国标的油品。在工业方面，搬迁了首钢等大批大型重工业企业，关停了大批中小污染企业。此外，北京花巨资以天燃气等能源替代燃煤。

北京还“管”到了周边的河北省境，迫其关停大批污染企业。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后，河北不少合规企业也停产停业。

作为微博名人的杜少中，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总结说，十几年来北京采取了200多项措施治理空气，进行了十几个阶段的工作。治理成效可谓显著，但这期间“北京的空气从未达标过”。

冯银厂分析说，北京虽在治理空气上作了大量努力，但过去十几年是这座城市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目前机动车数量比1998年增加了近400万辆。北京由此成为全国交通最差的大城市之一，大量车辆处于怠速状态，将尾气污染放大10倍以上。也就是在这十几年间，北京从三环扩至五环、六环，面积翻了几倍，人口也从1200余万翻至2000多万。“治了存量污染源，却又加了增量污染源。”

也有学者认为，北京在大兴基础建设的同时，扬尘管理并不尽如人意。其管理水平在国内尚可，但与东京等国外城市相差甚远。也有人指出，北京花巨资治理自身污染，却甚少考虑对相邻的河北诸地进行环境补偿，致使这些地方环境治理落后，最终影响北京。

亟待“尾气革命”

针对复合型空气污染，学者认为中国需要一场“尾气革命”。

以北京为例，该市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机动车污染约占PM2.5污染的22%。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指出，如果中国提前十年治理PM2.5， 情形将远不如今天复杂。他首先指向机动车数量。十年前，汽车对中国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尚是奢侈品，各大城市机动车拥有量仅为今天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如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汽车拥有国，局面非常复杂。

和朱彤一样，多位学者认为中国必须检视自己的汽车政策。当初，为了鼓励国产汽车，中国选了一条对汽车排放过于宽松的产业道路，致使污染严重的“黄标车”，一度在各大城市飞驰。

据官方数据，北京空气质量比上海更糟。原因之一在于，上海较早地限制了新车牌照额度。目前，上海有300余万辆汽车，而北京已经超过500万辆。

学者指出，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垄断炼油企业为保护自身利益，迟迟不肯推动油品升级，使中国大多数城市油品较为低劣，落后于国家标准，让机动车污染雪上加霜。（参见本刊2011年第37期报道“劣油凶猛”）

中国多数城市的功能定位混乱，道路规划落后，最终导致交通堵塞，将机动车污染成倍放大。以北京为例，车多并非主要问题，关键是政府机关、央企总部、银行总部等大批重要机构，扎堆设在城市中心二环路内外，而上班族放射状地居住于城市周边，最终，机动车每天都要进出市中心，引发交通拥堵。

在中国二线城市，单中心现象普遍突出。例如南京的新街口，该市交通情形类似北京。冯银厂认为，要管好机动车，各城市首先要做好功能定位划分，让机动车主能就近上班，少开车。

除了机动车尾气污染，工业污染约占北京PM2.5的20.5%，煤炭燃烧占17%，约16%是施工带来的扬尘。

上述四种污染源，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比重各不相同。如天津处于基础建设高峰，扬尘污染就高过北京；工业城市兰州的工业和燃煤污染占到约七成。

冯银厂说，要想打赢PM2.5战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有革命性转变，高污染企业必须退出，必要的工业必须在严格的环境管制下进行；对燃煤的能源依赖也要改变。

在发达国家城市，工业企业基本上在离城市数十公里之遥的工业园区，园区统一执行严苛的环境政策。反观中国，工厂与城市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十分突出。

在施工扬尘污染方面，杜少中认为，中国的施工者普遍对扬尘污染认识不足。他们去执法时，不少施工方甚至认为“盖房修路哪有不扬尘的”，环保部门是找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