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21世纪儒学面临的五大挑战

世纪的儒学，首先理应可以为人类现在的文明、为哲学思想家提供精神资源。进一步要问，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创见性的回应？不过，如果只是有创见性的回应，而内部没有进一步发展或转化，力度还是不够的。基于这三个层面的诉求，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追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为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的生存的意义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知”；第四个问题是“如何行”；第五个问题是“人的希望何在”，这是神学的问题。

借用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例子，海耶克相信市场经济，他认为，人的理性不能对市场的复杂层面有明确的理解。为什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计划经济假设有一批有能力的人为我们设计一套经济运作的程序，但海耶克认为，市场经济绝对不能设计，只要是政府干预，结果一定是负面的，因为市场很复杂。海耶克著有一本书，名为服cootituttoofLiberty，邓正来先生翻译为《自由秩序原理华，我认为，按照Constitution的原意，翻译作“宪章”更为妥当。在中国，有“宪章文武”(《中渤第三十章)的讲法，意思是大经大法，而且是动词。海耶克认为市场的复杂面向，不能通过理性来类比。市场经济确有内在的结构，这个结构不能简单地靠理性掌握，但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秩序可言。在很复杂的情形下，理性的光芒永远没办法照到那个地方。前面已经提到，现象是一个复杂体系，能掌握的都是侧面，不可能全面；能够量化是对的，但对事物的实际情况不一定掌握得很好。史华慈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没有规约主义，而是有丰富内容的模糊性(fruitfulambiguity)。理性的作用是把松散的线绑起来，但是不应该过早地绑起来。这就像网和纲的关系，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很多地方，也许你失去的更多。

2.“体知”的观念

“体”字在中文里面，有体验、体察、体证的意思，宋明儒学讲“体之”，说不明白的就去体之。“体知”用英文就是embodiedknowing，是身体的认知。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身体的认知必须要包括心、灵、神，这是很难的一种了解，身与心灵神互相关联。对身的了解也包括对脑的了解，在科学上，一些物质主义者就问，到底人的户是什么？在脑的研究方面有那么多进展，是否心的问题已不重要了呢？我认为，心不能归约为脑。哈佛有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以脑神经研究为主，但是各种专业的学人都可以参加，叫做心和脑(MindandBrain)，可以作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参考。

要了解对象，不可避免涉及到主观和客观的复杂问题。一般的理解是这样，比如说宗教学研究，研究者常常自觉地认同他所研究的对象，比如说我现在研究基督教，我是基督徒，因此我对基督教是认同的，我的道德理性和认知的方法当然与这种认同有关。人类学家都要做一个参与者，譬如，不到北大，就不了解北大，而如果参与久了、深了，几乎变成北大人，钻进去就不能够跳出来，久而久之就不能客观地描述研究对象，就不再是作为旁观者的人类学家了。有这样一种“科学的”宗教研究方式，主张以科学理性为唯一方法来研究宗教，认为信教者的研究是有偏见的，佛教徒了解基督教比基督教徒要客观。由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看到，研究的对象和研究主体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一个潮流，在理性上无法说明，但仍然很重要。生物学家研究细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认同细菌，物理学家研究分子、原子，不需要认同分子、原子。但研究人文、宗教不一样，比如研究文学，比如作为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当然是要自己投入进去的。科学研究不面对研究对象，对象依然能够明确，最明显的是天文学，天文学家只要有一支铅笔就能进行思考，但这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最终还要回到物理学。有一个研究相对论的科学家说如果要实验，我们一定要先做设计，实验者做设计，实验者的设计本身即塑造了研究的边缘条件，设定了研究方向，这个设计必然对研究对象做了修改，实验者越自觉到这套设计是什么，越对研究有益，当然必须有透明度、公开度、信赖度。这种类型的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是有相似之处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数字化、数学化，好像做没有现实意义的模型才有价值—当然也是很有成就的。DouglassNorth讲制度经济学，认为纯粹从理性考察，得不到最大的效应。我们看到的大潮流，特别是在中国，是自然科学宰制社会学科，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在宰制其他学科，所有的科学在宰制人文学。但在科学界，一批杰出的前沿科学家，在很多地方思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像人文学，21世纪会怎么样没人知道，但至少需要对话。

3.闻见之知

在中国的语境下，宋明理学讲如何知的问题，始于张载提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张载怔蒙•大心》)。经验观察是闻见之知，德性之知需要闻见之知，但是德性之知不依赖闻见之知，闻见之知不能达到德性之知的程度。德性之知是一种道德理性，无法照顾到知识论，今天学术界的判断是德性之知无法发展科学，闻见之知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发现how的问题，而不只是是什么的问题，how和是什么有复杂关系。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儒家道德和科学理性能不能配合。太突出道德理性使得对科学的客观精神不能掌握，这是对儒家、对泛道德主义的一种批评。其实道德和科学并不矛盾，中国出了一批很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在道德实践上也很有水平，也很深入，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科学家，但这只是肤浅的描述，没有什么哲学意义。牟宗三先生提出怎么样从道德理性开出科学，这个观念影响极大，“开出”意思是从道德理性的内核发展出民主科学。牟先生深受康德影响，提出了“良知坎陷”说，“坎陷”是说有意地让良知退出先在性，暂时让它悬隔起来，让科学理性得到独立发展。也就是说，通过良知的自我异化，从而开出一个空间，让科学得以发展。科学的发展必须靠良知主动自觉地压制自己并且经过转化，在另外一个基础上建立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建立以后，良知从坎陷处再浮上来。科学与理性有独一无二性，道德理性本身没有经过坎陷，没有经过自我异化，开不出科学理性，如果说能开出，那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