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起点上的建国史研究（2）

又比如，新政权为什么什么法都不搞，却在建国几个月后迅速通过了三部法律，即婚姻法、工会法和土改法？土改法运动完了也就没用了，工会法后来形同虚设了，婚姻法却一直在起作用。这一作法的具体背景和深层原因是什么？一个几乎没有法律，主要依靠单位组织依据行政法规和党的思想进行控制，即基本上要靠人治的社会，它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是怎样的？ 

又比如，新中国和旧中国相比，在社会控制手法上最具特点，也是最具效力的，就是它的组织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档案制度，及其单位制度。这些制度或体制是如何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它们与苏联经验有怎样的关联，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与此相联系，中国的人口管理也极具特色，尤其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四类分子”的监管体制早期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所带来的对国人和社会的影响如何？ 

又比如，马克思、列宁一直痛恨官僚制度，毛泽东一生也都在反对官僚主义，但是中共进城后还是建立起来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照搬苏联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了战时军事体制和党的高度集权制的影响？这种新的干部阶层的形成对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 

再比如，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切断了与欧美社会的联系；按照阶级斗争观点全面改写历史，破除迷信，移风易俗，逐渐切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这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苏化”（实为另一种西化），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普通民众的举止习俗？ 

以上还只是择其大者要者略举几例，具体的问题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史料与悟性并重 

《出版商务周报》：您认为您的建国史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是更全面吗？ 

答：我当然希望能比较全面的告诉读者，这个新国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和旧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包括教育、法律，城市、乡村等等方面，究竟有什么不同。但是，如上面所谈到的，我一个人近期大概还是完不成这样大的一个目标。因此，我想我唯一能做到的，还是保持我以往研究的特色吧，就是在我所能研究到的范围内，用史料说话。 

历史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最关键就是靠史料说话。过去的国史研究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最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在于它们往往不是脱离史料在说话，就是生吞活剥，甚至为我所用地曲解史料。我之所以认为早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错，就是因为它在当年的条件下，利用了许多内部的档案文献。虽然不能注明出处来源，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史料有力地支撑了它们所梳理的中共政策变动的过程。遗憾的是，过了整整20年，档案开放早已不同于过去了，整体上能超过那套书的国史还没有出来。今天的不少国史著作或论文，甚至还不如当年的那些党史作者。有的全书没有一条注释，有的有注释也少得可怜。即使是有些做得比较好的中共党史学者，今天也还是完全靠官方机构编辑出版的文件集和报纸资料在做研究，不大重视档案史料的挖掘与爬梳，不清楚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掌握史料，才有可能对历史做出比较准确的描述和判断。 

和这些研究成果相比，我做建国史研究非常慎重，因而在研究在史料占有和运用方面毫无疑问要比它们强。我不能说我的文章无一言无出处，但至少每一事实判断，都有可靠的第一手的史料证明。记得当年镇反和三反两文发表后，都曾有人怀疑我写的不是事实，一度想要找出我文中虚构或夸大之处，下了不少功夫，最后却一无所成，只能就观点来提出批评。因为我的文章讲述的每一史实不仅都有史料出处，而且基本上能做到每条史料的引证都严格无误。 

《出版商务周报》：我想，您的研究所以会引起有些人的猜忌，关键应该不是史料的问题吧。 

答：当然，研究历史仅仅掌握史料是不够的。课题的开发，史料的发掘，包括如何读懂史料，都离不开研究者的历史悟性。我相信，这种悟性每个研究者都是有所不同的。 

举一个例子。许多年来，我们研究国史时大都能承认前三十年曾经出现过很多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一谈到外交史，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似乎都忘记了那些政治上的灾难了，他们似乎都很庆幸中国的外交从来没有出过大问题。因此，大家承认毛泽东在文革问题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同时却又相信毛泽东在外交上英明无比。说正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成功地利用中苏冲突，缓和了中美关系，才实现了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跨越。事实真是如此吗？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第二卷，就是想要讨论这个问题。 

一个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奉行激进的阶级路线，天天讲阶级斗争的领导人，能够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离开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吗？坦率地说，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难推导的逻辑命题。但不少研究外交史的学者就是看不到二者间的内在联系，而是坚信毛的思维是可以分裂成对内对外两部分的。我们研究利用的具体史料并无区别，解读却大不相同，足以见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差别可能是很大的。 

多方面多层面拓展研究空间 

《出版商务周报》：您认为建国史研究是不是正方兴未艾，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答： 当然。美国历史学者2004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问题召开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胜利的困境》（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我们从目录上就可以注意到他们当年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围，和我们国内学者今天的研究状况大有不同。 

在这本书里，从政治层面进行研究的只有几位，如魏克曼教授谈的是上海接管的过程；陈兼教授和高峥教授分别研究的是西藏和新疆解放的经过；李宾谈的是人民大学的创立问题。 

其他研究者也有涉及到政治外交问题的，但注意的都是下层和地方，如克里斯汀·赫斯谈的是战后到新中国建国初期中苏在大连的复杂关系；裴宜理教授谈的是建国初期上海工人的状况；周杰荣谈的是贵州的“解放”战士如何从西南反共作战被捕后来到朝鲜战场参加反美战争。 

有几位研究者关注的是资本家或私人企业的命运，如狄龙教授谈的是上海私人慈善业消亡的情况；高家龙教授研究的是中国的火柴大王为何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周锡瑞教授研究的是叶氏家族如何适应新政权；毕克伟教授讨论的是建国初期文华影业公司及私人电影人的境遇。 

更有几位教授谈的纯粹是社会史方面的话题，如贺萧教授讨论的是建国初期农村里那些接生婆是如何生存下来的；舒喜乐讨论的是中共建国后全力灌输社会发展史的情况；林培瑞教授则谈的是建国初期中国北方的相声怎样适应新社会。 

不难看出，美国历史学者对新中国建国史的关注是多方面、多层面的。他们的研究尤其关注下层和人。在这些方面，我们今天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做，也需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