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故事（2）

从《时代》中回看历史的眼花缭乱

《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将节点选在了1946年，因为“这一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替代；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在这一年，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破裂，这标志着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

为了叙写这段历史，李辉花了几万元在网上购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相关史料，如北伐时期的传单、中原大战时丑化阎锡山的漫画，“这些资料在图书馆不一定查得到”。

李辉曾搜集并校勘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中“地理类”第一集《东三省》1934年2月的第一版与1937年6 月的第五版，发现只有100多页的地理小册子，其中被删除的反日内容居然有近50 页，“这是汪精卫准备和日本谈判而做出的修改”，“这也涉及历史资料的整合能力。恐怕对历史的判断比历史学的训练还重要”。

根据封面人物来具体考察，李辉又发现历史更多的复杂面相。比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后来的习惯性提法，但1943年一期用宋美龄作封面人物的《时代》，内文报道《蒋身边的人》列举的十余人中，唯独没有宋子文。李辉疑惑地在笔记本上自我提醒：“注意没有宋子文。”

次年年底用宋子文作封面人物时 ，《时代》就详细叙述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再对照美国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就发现宋子文是欧美派，在蒋介石一度迫于美国压力而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时，正是由他接任，他想联合欧美架空蒋介石。宋子文被西方认作自由主义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他总是在左右两翼间摇摆，1949年后干脆去了美国而不是台湾。“从《时代》的报道，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不是对历史简单化地下结论。”李辉感叹。

2010年，李辉在《收获》上续写“封面中国”专栏，其成果结集为最新的这本《封面中国2——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它写到了更具挑战性的1949年以及朝鲜战争，“本书集中叙述1946～1952年之间的《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其中包括陈立夫、蒋介石、毛泽东、吴国桢等”，“短短六年，从战后国共谈判，到内战爆发；从国民党失败到共产党胜利；从联合国大会外交风云，到朝鲜战争战火再起、中美交战……这六年，堪为20世纪中国一个最令人眼花缭乱也最惊心动魄的历史阶段”。

用基本史料，得出独到观察

没有选择更老牌的《纽约时报》来透视中国，而选了《时代》，李辉有自己的理由——“由这个点辐射当年的历史事件和相关历史人物，这些事件恰恰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的，又是我比较熟悉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周刊，跟报纸不一样，鲁斯强调‘Story’（故事）的概念，所有的封面报道、长篇报道强调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是我们过去史书里面、教科书里面所欠缺的”。

此外，李辉认为，“鲁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了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中国”，但他“在20世纪20至50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鲁斯率先使用“美国世纪”的概念；1965年，他又提出“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主张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待红色中国的政策。

为了理清这些历史脉络，李辉独立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并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努力地将实地寻访、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使其尽可能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李辉说。为此，他考察过山西五台县的阎锡山故居，在《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中，他“就从他的故居的布局、山西建筑的特点来表现阎锡山复杂、狡黠的性格”。

今年2月中旬，李辉去台湾探访了胡适、林语堂及阎锡山的三大故居。他说，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的论断，常常浮现在他脑海：“其实，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他不过是在尝试运用一些基本史料，阐发个人的独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