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犯了一次大糊涂（3）

我们常人，杀只鸡都手软；帝王则不同，杀多少人、死多少人，哪怕数以千万计，他们都无动于衷，甚至以杀人为快乐事。我们阅读和研究历史，必须了解历代帝王的这种心态。燕王暴戾凶残，杀人如麻，说明了封建皇帝无比的狠毒，这是毫无疑义的。就方孝孺而言，从人格上讲，他不随波逐流，不计个人生死得失，这比那些蝇营狗苟、唯利是图的变色龙要高尚得多。但方孝孺笃诚的信仰是什么？他为什么而视死如归？他殉的是什么“道”？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从方孝孺的诗作和绝命词上看，方孝孺用生命维护的不过是皇权的正统性，加上报答朱元璋和建文帝的知遇之恩，即“士为知己者死”。再具体地说，他效忠的是朱元璋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如果当年朱元璋把皇位交给燕王，方孝孺同样会效忠燕王登基为新皇帝。胡适认为方孝孺之死是“杀身成仁”，显然不对路，是犯糊涂。再者，方孝孺为了维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不惜生命，无可非议，但面对“灭九族”“灭十族”的危机，方孝孺毫不顾及数百个鲜活的生命，似有人性的缺失。燕王的暴虐自不待言，方孝孺对他人生命的冷漠也是一种负面的、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思想。这种封建思想从帝王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不足为怪，而从臣子的思想和行为中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真是君临一切，奴才甘当奴才天经地义，这更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悲剧性。

为了拔高方孝孺和方孝孺事件的历史价值，可爱的胡适先生一反他一贯严谨的学风，竟说方孝孺死后，明朝不再有政治思想家，这就完全违背了史实。张居正、海瑞、郑成功……都是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他们的历史地位也都在方孝孺之上。

胡适说：“我国的政治思想在十四世纪以前，决不逊于欧洲，但近五百年来何以不振，这是由于方孝孺被杀的惨剧所造成的。”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可以立住脚的，因为十四世纪以前，即文艺复兴运动以前，欧洲处在漫长的、黑暗的、神学统治的中世纪阶段，而中国历来不是一个宗教统治的国家。但认为中国近五百年来“不振”，是方孝孺被惨杀的结果，这无论在事实上、逻辑上、因果关系上都根本说不通的。我无意贬低胡适先生，但他无限夸大方孝孺被杀的历史影响，有背于他一贯的反封建立场，只能被看做是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糊涂话，而这与胡适一生的信仰是很不协调的。但是，细思之，胡适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大问题：中国近五百年来的封建社会何以“不振”？欧洲五百年来的资本主义何以“大振”？这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大课题，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权威性的答案。

近读资中筠先生的《士人风骨》一书，其中有文史随笔“方孝孺和布鲁诺”一文。方孝孺是惨遭磔刑而死的，布鲁诺是被罗马教廷活活烧死的，资先生把方孝孺和布鲁诺的死因加以比较，这一比，雾蒙蒙的历史画面虽然没有全然亮相，但似乎清晰了许多。布鲁诺是为坚持“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一发现而宁死不屈的，他用生命捍卫的是科学，是真理，这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的挑战和打击。布鲁诺虽然惨死了，但他的后面还有无数个伽利略之类的科学勇士。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科学一步一步地胜利，欧洲的振兴其实就是科学的振兴，人家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中国呢？资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至少从秦统一中国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所谓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他们那种不可犯上作乱，对皇权的全力维护乃至献身，从宏观的历史脉络来看则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沿着这种皇权至上的路走下去，竟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直到19世纪末，因为中国古老的大门被逼开了，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皇权才开始动摇，才学来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进而有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主张。是像布鲁诺那样为维护科学而献身，还是像方孝孺那样为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而献身，将这两者进行比较，对于回答中国“近五百年来何以不振”，至少具有启发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