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佐涛：国企改革如何对症下药？

需要改革的国有企业，也只是要改变由其“特殊”地位所带来的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所有制性质。

近日，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因涉及破除国有企业垄断等敏感问题，在两会前夕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尽管人们目前还难以从中揣摩出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但鉴于世行长期以来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以及有“官”字背景智库的参与，这份报告着实令有人欢喜、有人忧。在担忧的人中，有人担心私有化会危及制度的“颜色”，更多人却是惧怕国有企业从靠政策挣钱变成靠实力挣钱后丢掉自己的金饭碗。在欢喜的人中，有人乐见新自由主义梦想在中国的实现，大部分人抱着的却只是经济更有活力、收入分配更公平、商品价格更合理的单纯希望。

称作“垄断”也罢，称作“支柱”也罢，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处于“特殊”地位是不争的事实。改变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让它们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处于相同的位置，则被普遍看做是改革的目标。然而，改变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私有化和政府放松控制么？真的所有国有企业都应该取消“特殊”地位么？

私有化和放松控制不是改变国有企业“特殊”地位的必行之路。这个结论是基于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国家、俄罗斯的实践，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

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在欧美国家普遍失效，凯恩斯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达成的驯服资本的协议被当做了明日黄花，而新自由主义学者标榜的私有化和放松控制等举措则被认为是提振经济的良方。诚然，新自由主义的举措最初成功地将欧美经济从滞胀的泥淖中解救出来，但是资本从政府监控下释放出来的危害直到近期才逐渐被人们意识到。在美国，资本的强势刺激了投机行为，以钱生钱成为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赚钱方式，并导致了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然而，投机终究是少数人的游戏。当大多数美国人都热衷于透支明天的收入玩“穿越”时，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了。欧洲国家除了患有美国式的通病外，还有自己独特的病灶——福利国家越来越难以维系。福利国家的维系靠的是政府出钱帮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政府发现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了。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利润。失去约束后，资本便开始冲破主权国家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机场所和避税区。于是，虽然大型跨国公司的规模和利润越来越大，但是随着企业加工地从本土转移至海外，政府的税收增加有限，失业率上升却很快。更为不幸的是，老龄化和失业人口的增加产生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为了赢得选票，政府不得不靠举债来维系已有的福利，因为谁削减福利，谁的选票就会减少。问题长期积累就演变为今天的主权债务危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欣然接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施行意在复兴俄罗斯民族的“休克疗法”。然而，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倒退、政局动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后，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俄罗斯经济依然“休克”着，只能靠向外国出售能源和原料来维持生计。什么时候醒来，还是未知数。当然，新自由主义者可以依据西方的转型理论，用放大镜来找出俄罗斯转型中“自由民主”方面的进步。诚然，现在的俄罗斯较之停滞和衰退期的苏联在有些方面确实有所进步，至少民众可以有权选举自己的总统了——尽管总统候选人可能只有一位。可是，整体上看，俄罗斯的转型不是从世界第二超级大国滑向“第三世界”普通国家的轨迹么？俄国人的怀旧情结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