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佐涛：国企改革如何对症下药？（2）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得益于市场经济。这句话不假但不准确，需要加个限定条件，即大政府推动下的市场经济。正是因为有了大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保护盾，有了正确和一贯的经济发展思路，中国经济才能避免大的波动，经济规模才能不断壮大，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没有被西方资本大鳄吃掉。当前中国经济确实是出现了深层问题，这些都是未来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如行业垄断问题，国进民退问题、产业升级滞后问题、中小资本缺乏活力问题、权贵资本问题、腐败问题、职工收入较低等，以至于有人抛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后发劣势”论，后悔中国当初没像俄罗斯那样来个彻底的“休克疗法”。然而，两个转型模式孰优孰劣，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转型国家都出现了问题的主张，拿到中国来就会被有的人奉为万灵药呢？

解决中国问题不是要取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作用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该着手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通过政改使政府变得更廉洁、管理经济的方式更有效。当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政府担当的责任越大，手中权力就越大，滋生腐败的风险也越大。可是，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如何把握好“度”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也通过调节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前进么？

不应全面否定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不应改革所有领域的国有企业。需要改革的国有企业，也只是要改变由其“特殊”地位所带来的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所有制性质。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观点非常具有探索性。在他看来，经济结构调整要引导产生两个类型的国有企业。第一类是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它们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这类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保障；在经营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因素，有些是寡头竞争、有些是独家经营；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政府控制，企业并没有定价权；企业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常会承受政策性亏损。第二类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企业，它们对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类企业在体制上政企分开更为彻底，除出资人职能外政府干预企业的决策和内部事务，也没有扶持、帮助的义务；在机制上更加市场化，干部管理体制、劳动分配制度等都在向市场化的方向改革；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乃至破产退出的风险。不过，哪些企业划归第一类，哪些划归第二类，以及如何导致两类企业的产生，都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当前，公益性质的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共利益，竞争型企业因为管理体制弊端而失去活力，都是正在发生的危害。

除此之外，大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中小企业是经济活力的体现和稳固的基础。经济改革要通过增大中小企业规模来稀释国有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而不是人为地进行私有化。由于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难以与大型企业相比，政府应该给予中小企业相应的政策扶植，从政策“利好”大型国企，转为“利好”中小企业。

总之，中国的发展需要开放的心态，需要不断地向外国取经，但向外国取经要有智慧。将外来的东西都斥之为“毒药”是不可取的，因为虽然有着文化背景和实现道路的差异，人类总是有着共通的普世价值追求。盲目崇洋同样有害，因为外国的经也分门分派、也有假经。把外来的和尚奉为神明有可能会陷入西方逻辑的陷阱。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它们不仅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硬实力”，更占有“软实力”优势，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依照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发展，发展中国家鲜有突破核心和边缘界限的。前苏联是唯一的例外，而前苏联昔日的辉煌就在于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通过政府和党的强力推动经济发展。可悲的是，前苏联的党和政府出现了问题，最终经济也丧失了动力。对中国来说，当前的成就在于吸收了前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和西方国家发展中的可取经验，在于改革了前苏联模式而又没有遵从西方国家的逻辑。同样，中国未来的成功也将取决于探索出自己的发展模式，而建好自己的政府、建好自己的党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