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文化中的中国风

我们这里讲的“18世纪”并不刻板地仅限于18世纪，实际上它有一个兴起的过程，也有一个退潮的过程，涉及到16世纪、17世纪甚至到19世纪，但18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西方是一个基督教社会，17世纪以后还是一个工业社会。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到现在文化跟生产力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同步，依然还是农耕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信基督教，虽然有佛教、道教，但我发现我们国家是没有真正的宗教的。所以，这两种社会的文化形态必然不一样。

    文化是关乎人类本性的东西，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纽带相联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一旦接触，能够相通、相容，但有的时候文化的交融不是那么快，甚至会发生冲突。比如历史上发生许多次宗教战争，在欧亚非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非常厉害的宗教战争。但从长期来看，文化还是要交流和融合的。

一般来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关于中西两种文化，我把中国文化定型为农耕文化加儒释道文化，它是一个守成型的文化；把西方文化定型为一种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有一个特点，因为有工业做背景，有物质力量做支撑，所以比较阳刚，比较有力，形成出击型文化，往外进攻。同时，因为西方人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进取心也比较强。农耕文化与之相比，相对来讲是比较封闭、比较保守的。在这样两种文化背景之下，18世纪这次中西文化友好的碰撞，西方文化是主动的。

初潮阶段

中西文化发生大规模的接触、交流的起因就是西方的传教士。过去，人们对西方传教士有一些不够公正的理解，好像这些人都是为侵略做准备的，从客观来讲，他们确实做了这种准备，但我觉得起初的动因不具备这种意图。

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叫利玛窦，来自意大利，是天主教会委派的，生活在1552年一1610年，也就是十六七世纪。他1582年来中国，经过了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士大夫、京城的重要官员，后来见到了中国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他在中国的这28年（1582年一1610年）里，收集了很多中国的东西，研究了中国的很多东西，而且把中国的古代经典“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译成了拉丁语，并呈送给了梵蒂冈教皇。利玛窦开了个好头，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也翻译成拉丁文，而且在杭州发表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这两个人的译本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译得不是那么精细，算不上完善的译本。他们的后继者们继续努力完善，在前人的基础上，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书籍《中国哲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完成的，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到了18世纪乾隆时期，这些古籍都有了法文的译本，由孙璋、宋君荣、钱德明等人完成。不久以后也有了德文、西班牙文等其他文字的译本。他们还写了《孔子传》、《孔子子弟传略》等一些重要的著作。这时，中国文化的精华在西方有了很好的资料。这个阶段是16世纪到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个阶段做了基础性的准备。

高潮阶段

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形成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叶的100年，主要有五个标志。

第一，中国学成为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做了坚韧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古代典籍，还有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都进行了研究、考察。他们著书立说，出版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成了了不起的学者。

根据有关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了好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写的书籍，加起来有400多本，现在至少需要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才能写出那么多书来。同时，他们也把中国大量的各种书籍带回西方。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的时候，光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书籍就有300册。另一位法国有名的传教士和翻译家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像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写的《中国文法》，西班牙人华罗写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是非常有名的史料著作，于1585年完成，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还有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是规模较大的卷宗。特别是基尔契的《中国》一书由于是普及性的，影响非常大。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编撰了一部规模更大的书叫《中华帝国志》，很受到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像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都不少。

第二，哲学家唱出了最高音。

这个唱最高音的人是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一1716）。莱布尼茨是康德的祖辈，他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也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曾经当外交部长出使过法国。他也是一个科学活动家，曾经在柏林建立了当时世界上三座科学院之一的柏林科学院，而且应俄国沙皇的要求，为彼得堡建造了一座科学院。欧洲人的进取精神在莱布尼茨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他对遥远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从21岁起就研究中国，也赞颂中国，而且终身不渝一直到死为止。他比黑格尔更有眼光，黑格尔关注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缺点方面计较的比较多，而莱布尼茨是着眼于中国在世界各地中的地位以及发展潜力与前途。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就是两个阶段。当时欧洲中心论盛行，欧洲自我优越感非常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区相比，可说各有长短，难分轩轾：欧洲人讲究思考甚至思辨，而中国人善于观察善于实践。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方面，诸如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在用以证明人类知性的伟大的理解力方面，在战争艺术与战争科学等方面，欧洲人确实要比东方人比中国人要略胜一筹。但是，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谁来匡正这个愚蠢呢？他认为惟有中国。因为“中国人较之其他的民族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人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而达官显贵之间的交谈也温文尔雅，从不侮辱对方，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不诉诸于辞色，而在家庭、邻里之间都保持着这种礼仪，这跟欧洲大不一样。应该说，莱布尼茨在这里讲的未必句句都中肯。因为他毕竟没有到过中国，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因此，他提出：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智慧之光。为此，他给即将从罗马回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写了两封长信，向他提出了30个关于中国的问题，请他详细了解。这些问题大到天文、地理、生活、技术、音乐、卫生，小到养蚕的方法、棉絮制造，以及介绍几种值得欧洲人借鉴的生活方式。他想通过这样的借鉴，“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发。”

莱布尼茨把他对中国的态度传给了他的弟子沃尔夫。沃尔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因为有了老师的教导，也成了一个中国迷，写文章，四处演讲。沃尔夫有一个重要的学生叫康德，康德应该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生活在18世纪。但是康德既不像莱布尼茨、沃尔夫那样对中国全力以赴的研究和赞颂，他保留了一些看法，他曾经写过《中国》这样一篇文章，他赞颂了中国有长城、黄河、运河这么大的历史工程。但他对中国当时有肯定，有质疑，也有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