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文化中的中国风（4）

所以，说来就不奇怪了：许多欧洲王宫都设有中国馆或中国室。

比如斯德哥尔摩的夏宫、法国枫丹白露宫、凡尔赛宫、奥地利古都茵斯布鲁克的宫堡、维也纳的美泉宫、柏林毁于二战的首饰宫、夏洛特堡王宫、慕尼黑的纽芬堡王宫、马德里的阿兰霍埃斯离宫、那不勒斯郊外波尔幸齐王的别宫等。

退潮阶段

事情有兴就有衰，兴从17世纪的后期到18世纪的中期差不多100年，衰是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

两种不同的文化“一见钟情”以后，本来就来的太快，也预伏着危机，日久见人心。100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欧洲人进取心变成了咄咄逼人的出击姿态，在以防守型为心理特征的中国看来是忍受不了的。因此，1715年，当罗马教皇听说他的传教士在中国参加了中国的祭祀活动，他就下了“禁令”，不许传教士在中国参加中国民间的祭祀活动，这使在1693年已经下令停止传教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传教活动。

    到18世纪60年代，腓特烈大帝受了伏尔泰的影响，甚至模仿《波斯人信札》书信体的形式写了本小说，攻击罗马教庭，赞美中国，对中国表示友好，他以为这样做了以后中国的皇帝会高兴，因此又向乾隆皇帝提出通商的要求，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本来身为政治家的腓特烈对中国的那些好感就不太牢固，这下情绪马上一落千丈，后来在给伏尔泰的信里面表示了对中国统治者的不高兴。他说，那些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的古怪的野蛮人，并说那位“当上了中国皇帝的满族人是个蹩脚的诗人。”腓特烈大帝的情绪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洲那些正走上殖民道路的统治者的情绪。这个时候的欧洲人不像17、18世纪前期那样，一心想了解中国，赞美中国。中国大门不开，对他们来说是如鲠在喉。这样，中国热也就无从谈起了。

一种文化，魅力昭昭，走出深闺，风情万种。坐等膜拜，时久魅收。留下血缘，再催新潮！旧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中国在欧洲“热恋”当中也留下一些情种，这些情种在新的时代成为新的友好的种苗，将使中外关系更加融洽、更加丰富、更加多姿多彩。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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